求变者:回首与重访

第四章 彗星
　　除了名字，北半截胡同几乎形同消失。41号，浏阳会馆，33岁的谭嗣同1898年9月24日在此被捕，不久死于非命，为短暂的戊戌变法抹上*鲜艳的血色记忆。
　　相邻的南半截胡同看上去还是“胡同”模样，这里的7号绍兴会馆曾住过鲁迅。1919年，他在这里写下一篇小说《药》：华老栓费劲买来的新鲜人血馒头，却没有治好儿子的病。在充满隐喻的文字里，作者感叹革新者为民众奋斗丧生，后者却不了解前者“牺牲”所为何事。戊戌年刑场看客的喧嚣，日俄战争中围观同胞被杀的热闹，如阴郁的历史暗流，渗入鲁迅敏感的神经。
　　一
　　南北半截胡同并非一条直线，这在北京并不罕见，却给找路的人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几座金融、电信大楼从中拔地而起，更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问了几位路边老人，我绕了几圈才知北半截胡同其实就在自己脚下，它已经消失。不过浏阳会馆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突出”。城市改造把原本位于胡同深处的会馆推至醒目之处，端坐于菜市口大街路边，只有地理标记还坚持着“胡同”的称呼。周围的一切日新月异，让这里略显破败。
　　谭嗣同回忆八九岁时在此读书，这一片地绝萧旷，巷无居人，后临荒野。周围数十里苇塘麦陇，看起来一副乡村模样。向远处看去，收入他眼帘的便是“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
　　浏阳会馆门口刻着“谭嗣同故居”，但并不显眼。它立于1991年3月，那时这里还叫宣武区。谭嗣同笔下的“京师宣武城南”，一直是旧时京城会馆集中之处，不过宣武区和崇文区如今已被抹去，广大的内城腹地如今统称西城、东城区。除了定义方向，历史感似乎并不被欢迎。群居于浏阳会馆的居民们同样不欢迎莫名其妙的外来客，却也处之泰然。
　　院子里杂乱无章，屋顶衰草丛生。抬头看去，一棵巨树矗立院中，俯视着熙来攘往的街道，自有一番气魄。北面几间为谭嗣同旧居，9到13岁时他住在这里，短暂的一生不少文章完成于其中一处书斋，他将之命名为“莽苍苍斋”，并以《莽苍苍斋诗》为名收集了自己30岁之前的诗作。1898年，抱病回到北京的谭嗣同正是在此等待死神的光临。9月24日被捕时，距离光绪帝接见仅仅过去19天。一个月前，他从南方北上，满怀希望地投身一场令人激动的变法。
　　不远处的菜市口地铁站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交通中心，从地下铁钻出来走上几百米，便可抵达浏阳会馆。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军机四卿”中的其他3位杨锐、林旭、刘光第死于菜市口法场，杨深秀、康广仁同时遇害。就义之日，谭神闲气定，“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梁启超语）。
　　“中国所需要的是青年的血液，而我们在康有为和他的死义的诸同僚例子中，看到这种旺盛的精神是充沛的”。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愤愤不平，发出断言：“这些人的精神是继续存在很多人中间的，改革一日不完成，他们不会一日休止”。假以时日，13年后谭嗣同是否会成为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历史无法假设，留下的永远是冷冰冰的后见之明。谭嗣同之死虽然壮烈，后来却被人视为过度相信死亡刺激之效，不少人为之抱憾，认为谭只是死于他所期待的理想君主。持类似观点者包括钱穆和李敖。
　　按照梁启超的回忆，谭嗣同确实说过：“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但他同样说过，死君者是一种“宦官宫妾之为爱”，因此“决无死君的道理”。可以肯定的是，1898年的谭嗣同，已认定流血与国家革新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因果关系，从而抱定赴死决心。“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视死如归的情愫可能萌发已久。光绪二年，母亲和兄、姐3人在一场瘟疫中相继死亡，谭嗣同则几入地狱之门，昏迷3天竟幸运醒来，因此得赐“复生”之名。昏厥与白喉此前已多次光临这个少年，每次都差点要了他的命。实际上，直到清代，夭折仍是每个中国家庭*常见的可怕威胁，甚至皇家儿女。根据不同评估，大约20%—50%的儿童无法长大成人。鬼门关前几度徘徊，没人知道谭嗣同自此会如何看待死亡。“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这句体悟后来被他写入《仁学》，“好生而恶死”这种滋扰平常人的心态则被谭认为是“大惑不解”。人生终极难题也许在过早的假死体验中获得解答，不过对谭嗣同来说，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圣精神的开始，还是宗教救世精神的光临？则无人可知。
　　令谭嗣同死而复生的那场瘟疫，发生在帝都北京的一个春天。1865年，谭嗣同出生于此，籍贯虽属浏阳，但父亲从生命之始已把他带出故乡，直接来到国家政治中心。他的出生地距离菜市口很近，短暂几十年的人生往返和变幻无常，竟完成于咫尺之间，生如夏花的人生轨迹始于一个绚烂的地名：烂缦胡同。
　　烂缦胡同，曾被称为“烂面胡同”。谭嗣同自述搬到库堆胡同（浏阳会馆）之前，他出生于“孏眠胡同”，或称“懒眠胡同”。清人赵吉士描述说：“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寄园寄所寄》）今天从烂缦胡同西拐仍可通往法源寺，即唐代悯忠寺所在地。清代这里因聚集6个会馆，其间山花烂漫故改此名。
　　这是北京*古老的南北向胡同之一，穿行其中，传说中住过翁同龢的常熟会馆和住过康有为的东莞会馆均不见所踪，或许仍隐于大片民居深处。1831年，龚自珍把住了几年的上斜街50号宅院卖掉，搬入距此不远的烂缦胡同。几年之后他南下丹阳书院，病死于鸦片战争爆发次年。龚自珍预感的时代风暴随后而至，国家自此面目全非，只得以腐朽之躯面对来势凶猛的新世界。24年之后，谭嗣同在这里出生，波澜不惊的烂缦胡同就这样目睹两代求变者的归去来兮。龚自珍用批判和狂狷无法改变的老大中国，谭嗣同想用变法和鲜血一搏。
　　谭宅旧址位于何处已不可考，一位老人告诉我大约位于湖南会馆南侧。后者被修缮保存下来，因为毛泽东曾活动于此，它变为胡同里一处爱国教育场所。1919年12月18日，毛和湖南代表团40人赴京，联络湖南籍官绅共同讨伐湖南督军张敬尧，此前毛创办的《湘江评论》被张查封。当年12月28日，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人声鼎沸，“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在此召开，熊希龄等3位湘籍议员被推为代表，向北洋政府*高层主张湖南民意。
　　不知毛泽东有没有到过几百米外的浏阳会馆，不过他对谭嗣同尊敬有加，称这位湖南先烈“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与谭嗣同相似，毛对湖南感情复杂，既充满湘人的自信，也不满于保守之风。谭嗣同称湘人不幸处于未通商之地，“不识何为中外，方自以为巍巍然尊”。《湘江评论》以同样口吻写道：“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狭的一己，和*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军阀派系之争令“驱张运动”终获成功，此后毛泽东走得更远。1920年，他一边忙着筹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一边积极鼓动湘省独立。与李石曾、李大钊接触后的未来政坛领袖，头脑中混杂着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日益感到旧手段解决不了“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进而转变成一名更加激进的革命者。
　　五四运动此时刚刚落幕，这场从北京、上海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裴士锋却看到了湖南的另一番景象：“国是湖南，侵犯湖南的帝国是中国”。五四运动在那里转变为另外一项运动：“完全不关心中华民国的存亡，其主要宣传反倒主张湖南自立为另一个国家。”曾任教长沙雅礼中学英文教师的裴是史景迁弟子，对湖南抱有浓厚兴趣。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里他将现代湖南人性格的源头追溯至17世纪的王夫之，称其为数代湖南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透过他，他们能离开帝国传统，指出他们的湖南家乡独特的新思维模式。他们相信，他的反抗与蔑视当道的精神流淌在他们湖南人的血液里。”
　　辛亥之前，这些行动主义者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杨毓麟，以及此后搅动民国政局的黄兴、宋教仁和蔡锷。湘省本为多民族之地，却素有中华文化传承的强烈自觉，宋代之后北人南移，尤其如此。惟楚有材的文化自豪感令湖南为维护正统文明不遗余力，近代湘军对抗太平军、辛亥反抗异族统治，均可见这种激情。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老话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之臣挽救清廷于既倒，让谭嗣同这样的后来者深感不安，甚至一度“耻恶湘军”。与主张“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的曾国藩相比，谭嗣同开始的新一代湖南知识精英，赋予了自身更多反叛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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