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王冀生

第三章西方教育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据史料记载，西方*早的大学出现在古希腊。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倡导和英国约翰·亨利·纽曼坚守的“自由教育”思想到19世纪初叶德国威廉·冯·洪堡提出的新古典人文主义大学观，再从1946年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强调“文化的传授”是“大学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基本概念”到1978年美国约翰·S.布鲁贝克论述的“使大学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西方教育经历了一个漫长、持续的矛盾冲突和转换过程。 一、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倡导的“自由教育”思想 西方的教育理想，*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积极倡导的“注重发展人的理性”的“自由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应该接受的一种教育，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心智以探究真理，而不是为了谋生和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和我国孔子儒学的教育理想“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不同，“注重发展人的理性”的“自由教育”思想是亚里士多德追求的一种教育理想，它的存在有两个哲学基础: 一是理性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的学说；二是知识对于人的心智解放的重要性的学说。这种教育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教育”，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自由教育”是以等级观念作为基础的，即以“自由人”作为教育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把“自由教育”当作人的理性和心智的解放过程，并把人的本性作为决定教育价值观的*高尺度。他在其学术专著《形而上学》中就谈道，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9世纪初叶，面对工业革命兴起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严重挑战，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约翰·亨利·纽曼坚守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积极倡导的“自由教育”思想。他和一切坚守理性主义和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教育思想家一样，认为大学不应该是传授实用知识，而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他明确地指出“大学教育，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自由教育”，以“正确的推理来培养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这主要是因为大学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他还指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约翰·亨利· 纽曼是19世纪公认的*有权威的教育思想家和神学家，1852年他当选为英国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并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关于大学理想的演讲。这些演讲1853年汇集出版时定名为《论大学教育》，后经过修改补充于1873年再版时更名为《大学的理想》。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约翰·亨利·纽曼曾经排斥在大学里搞对实际问题的研究，认为 “科学研究和教学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功能，而且它们也需要截然不同的才能”，“教学允许和外界打交道，而实验和思辨的自然条件是隐居”，主张“要在科学团体和大学之间进行智力分工”。但是，应当充分肯定，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是西方**本系统阐述大学理想的代表作，对当时和后来世界大学的发展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古典大学留给今日大学*重要的精神遗产。 应当充分肯定，以我国先秦时期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倡导的“注重发展人的理性”的“自由教育”思想为杰出代表的人类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在人类教育发展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开创了人类探索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历史的先河，它是人类教育发展的根，它所坚守的人文精神是人类教育伟大宝库中的珍品。 二、 德国威廉·冯·洪堡“由科学而达致修养”的新教育观 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因此，英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约翰·亨利·纽曼坚守和发展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积极倡导的“注重发展人的理性”的“自由教育”思想，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威廉·冯·洪堡的严峻挑战。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威廉·冯·洪堡，顺应工业革命兴起之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历史潮流，在1810年创办柏林大学时把学术研究功能引入了大学，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和“由科学而达致修养”的崭新理念，发展了欧洲中世纪以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学术价值观，促使西方大学实现了由单一的“传授普遍知识”的教育机构向既是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中心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崭新时代。陈洪捷教授在其学术专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对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大学观的科学内涵、它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德国和世界的深刻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下摘自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主要观点是: **， 柏林大学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 “18世纪末，在启蒙主义思想的背景下，大学被视为是僵化保守的机构，是中世纪的残留，已满足不了国家对具有专业和实用知识的官吏的需要。改革传统大学，加强其实用功能成为一种共识。1808年10月，洪堡被任命为新建的普鲁士王国内政文化教育司的负责人，其任务是全面改革普鲁士的教育。洪堡认为，大学是民族文化*崇高的所在，因此赋予大学改革以重要的意义”。“随着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始于18世纪的关于大学废存、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宣告结束，一种新的大学观随之形成。柏林大学生命孕育于启蒙运动，但在洪堡手下，柏林大学却超越了启蒙思想的功利主义原则，体现了新人文主义、理想主义的大学观念。在精神和观念上，柏林大学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可以说，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于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 第二，威廉·冯·洪堡关于新古典大学观的论述。 “柏林大学的成功建立，使洪堡成为永载德国大学发展史的人物”。“洪堡指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洪堡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的纯科学”。“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所谓修养，是新人文主义的重要概念，指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境界”，“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洪堡说，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是达致修养的不二门径，纯科学是用于‘精神和道德修养’天然合适的材料”。“洪堡从大学是从事纯科学活动的机构这一核心观念出发，认为大学的组织原则应建立在纯科学的观念之上。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 一曰寂寞，一曰自由”。“寂寞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1)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用洪堡的话来说，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 (2)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洪堡把纯科学和修养看作大学的任务，他说‘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 (3)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沉潜于科学”。“与寂寞并重的另一原则是自由，自由也包含三层意思: (1)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根据科学的内在要求，大学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其活动”。“洪堡说，‘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而且也会来自这些机构(指大学)本身，它们开始可能接受了某种思想，继而动辄压抑其他不同的思想’”； (2)“研究与教学的自由，根据洪堡的观点，在寂寞和悠闲中从事其学术研究的大学教师不受国家的约束，不受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完全服从科学的内在要求”，“研究与教学自由后来成为德国大学的一条根本原则及重要标志之一”； (3)学生学习的自由，洪堡认为，“大学生与教师在大学同是‘为科学而共处’，也是在进行研究，因而应有其充分的自由”。 第三，德国新古典大学观的渊源、内涵及其内在的价值取向。 “所谓德国古典大学观，是德国一些学者们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提出的关于大学意见和理想的总和”。“他们从修养、科学、自由和寂寞四个方面考察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渊源、内涵及内在的价值取向，这四者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整体”。“修养观念主要来源于新人文主义，是关于人的发展的一种理想，它构成古典大学观的基础和根本目标，规定了大学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科学作为新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哲学的概念，它构成大学的中心活动内容，科学活动一方面具有独立的价值，旨在探索未知，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能动的、思辨的活动也是通向修养的途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洪堡认为通过科学这一媒介便可以达到修养的目标”。“修养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失去修养便没有真正的科学，舍去科学修养便无法进行。如果说修养和科学涉及大学活动的内容，那么寂寞和自由则关系到大学活动的形式，即教学、研究和学习活动赖以进行的组织制度因素。自由与寂寞其实也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寂寞，就是说不与社会、政治的实际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便难以有自由。自由就意味着不为来自外界的种种利益和要求所左右，意味着大学中的修养和科学活动，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按照其自身的要求和追求进行”。“德国古典大学观虽是一套关于大学的理想，但其内容却远远不限于大学”。“社会学家克尼希(Rene Konig)在论及德国古典大学观时说‘理想的本质就是在于时刻召唤人们脱离盲目平淡的日常现实，上升到圆满的观念世界’。这就是说，理想或观念的意义就在于为不完美的现实提供一个完美的参照，促使人们不断地去努力追求完美，追求理想。德国古典大学观给予大学的就是‘对其观念的追求’”。 第四，德国新古典大学观对德国和世界的深刻影响。 “美国比较教育专家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指出: ‘德国是**个切实改变高等教育制度的欧洲国家，它为西欧、美国、日本以及在比较小的程度上讲也为英国和法国，提供了一种大学的模式’”。“回顾德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从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到1914年**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约100年是德国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上述科学成就便是这一鼎盛时代的突出标志”。 三、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人类社会逐渐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向“以现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社会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的分化和社会的分工，高等教育逐渐演变成在完成高中教育基础上实施的一种专门教育，以培养社会所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极其迅速地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并不能带来人们人文精神的高涨，高等教育日益明显地出现了过度技术化和非教养化的功利主义倾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不禁要问: 究竟什么是“大学的使命”？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应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就西班牙和欧洲高等教育改革问题进行多次学术演讲。在这个基础上，1946年西班牙正式出版了奥尔特加·加塞特的演讲集，书名定为《大学的使命》。在这本书中，奥尔特加·加塞特以其犀利、独特和流畅的笔锋，痛快淋漓地剖析西班牙和欧洲大学教育存在的严重弊端，深刻地论述了大学应当具有的三项基本功能，严格地区分了文化、科学、专业三者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强烈呼吁对西班牙和欧洲大学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鲜明地提出通过“文化的传授”加强基本文化修养教育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 《大学的使命》，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 大学应当具有的三项基本功能 经过认真、深入的分析，奥尔特加·加塞特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 “大学的教育包括下列三项职能: (1)文化的传授； (2)专业的教学； (3)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接着，他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大学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和主要组成部分，普通人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第二，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为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达到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由此可以认为，大学的基本功能是教授重要的文化学科，即: 世界的自然体系(物理学)、有机生命的基本主题(生物学)、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学)、社会生活的结构和功能(社会学)、一般概念的体系(哲学)；第三，必须把普通人培养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员。除了文化训练以外，大学能够通过利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经济、*直接和*有效的步骤和办法，将普通人培养成优秀的医生、法官、数学教师或历史教师。然而，为了便于进行更充分的讨论，我们暂时不谈这种具体明确的专业教育特点，先把它搁置一旁；第四，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普通人必须或应该成为科学家。既然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推论: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例如科学研究，对于大学的基本功能而言，在其任何直接的功能组成部分中未占有任何位置，它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大学和科学是不可分离的，同时大学又必须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场所呢？这个问题我们将会作进一步的探讨。 2. 文化、科学、专业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 深刻论述文化、科学、专业三者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是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学术专著《大学的使命》全书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大学的使命》这本专著*后得出通过“文化的传授”进行基本文化修养教育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的理论基础。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学术专著《大学的使命》中明确地指出: “要理解我此刻所阐述的大学的构想，需要你们能够清晰地分辨彼此极为不同的三件事情: 科学、文化和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专业。”他的主要观点是: **，文化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学术专著《大学的使命》中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指出: “生活就像一个混沌的世界，人类犹如在混沌纷乱的密林中迷失了方向。但是，人类的精神对困惑混乱的感觉作出了相对抗的反应，人类会努力在密林中寻找‘出路’和‘方法’，在形式上表现为某种认识宇宙世界明确、坚定的思想，认识事物的本质、积极的信念。这些思想的整体或体系就是‘文化’一词的真正含义。确切地说，这是与把它作为外表装饰性知识的特征截然相反的。文化使人类生活免于陷入纯粹的灾难之中，它能够使人类过上一种不会发生无谓悲剧或内心感到耻辱的社会。”“文化是每个时代固有的生命体系；不过更好的提法是，文化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 第二，科学是人类*崇高、*伟大的追求和成就之一。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学术专著《大学的使命》中还论述了文化与科学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指出: “科学是人类*崇高、*伟大的追求和成就之一，其崇高程度要胜过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大学本身，因为科学就是创造。”“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内容大多源自科学，但我们经过讨论，足以表明: 文化并不是科学。文化的内容虽然是在科学的领域中形成的，但它并不属于科学事实，而是一种生命信念，一种赋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信念”。 第三，专业教学旨在传播和引导学习者吸收已创造的东西。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学术专著《大学的使命》中通过回顾专业教学出现的历史过程论述了专业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联系和区别，深刻地指出“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不从事任何研究，而且与专业或职业教育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有学科都属于‘基本文化修养’，如神学、哲学和‘艺术’等学科”。“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相比，现代的大学已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唯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的活动，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科学是人类*崇高、*伟大的追求和成就之一”，“因为科学就是创造。而专业的教学只是旨在传播和吸收已创造的东西，引导学习者其吸收已创造的东西”。“专业教学和真理探索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必须区别，教师和学生从思想上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区别”。“社会需要优秀的专业人员——法官、医生、工程师等”，“妄称普通学生可以成为科学家，这是一种荒谬的托词和虚荣表现”。 3. 大学应当重视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核心思想体系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这本专著里，确认大学教育具有文化的传授、专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及新科学家的培养三项基本功能，并且深刻揭示和论述了文化、科学、专业三者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其主要目的是强调“文化的传授”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中强调指出: “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相比，现代的大学已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唯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的活动，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但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接着，他非常尖锐地指出: “这样的变更显然是有害的，如今的欧洲正在自食恶果。造成目前欧洲局势动荡的原因，事实上是由于普通的英国人、普通的法国人和普通的德国人没有文化修养: 他们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关世界和人类的基本思想体系一无所知。这样的普通人是属于没有文化修养的新生的野蛮人，是落后于现代文明的迟钝者；而且既原始又落后，与他们自身存在的既现代又冷酷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种新的野蛮人毕竟都是专业人员，要比以前的人更有知识，可同时又是更没有文化修养，如一些工程师、内科医生、律师、科学家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造成这种始料未及的野蛮无知现象，以及这种极端悲剧性时代错位症状的过失，责任主要在于世界各国19世纪自命不凡的大学身上”。“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大学造成的过失是无法通过其向科学提供大量出色的无懈可击的服务所能补偿的。别让我们成为受科学操纵的傀儡，因为即使科学是人类创造的*伟大的杰作，它毕竟也是因为有了人类生命活动才成为可能。违背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犯罪是不能通过科学弥补的，由此造成的危害已是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几乎不会被前面一代人所理解。” 通过以上分析，奥尔特加·加塞特得出的结论是: “社会需要优秀的专业人员”，“但是，更重要的是，社会首先必须保证具备培养另一种专业的能力，即执政的专业或职业”。“如今，欧洲各社会由资产阶级所统治，而其中大多数人是专业人员。所以，对社会来说*重要的是，除了他们的专业之外，这些专业人员能够使他们的生活产生一种生命影响力，并与时代要求的高度和标准相一致。由此，在大学里再度建立文化教学，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核心思想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也必须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 4. 大学的使命是培养有基本文化修养的专业人才 面对这个严酷现实，奥尔特加·加塞特深刻地指出“尽管仍有某些表面迹象和假设存在，但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极度‘无文化’时代。恐怕普通人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文明世界也从来未充斥着如此多的弄虚作假、欺诈骗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人是坚定明确地在生活中把自己置于恰当的位置。人习惯于在生活中依靠规避手段而自欺欺人，在自己周围想象出一个非常简单、个人专断的世界；尽管仍在起作用的良心和告诫迫使他去注意他所处的真实的世界，一个与现实存在的整体相一致的世界，一个非常错综复杂、残酷无情、步步紧逼的世界”。“因此，把大学‘启蒙’的基本功能归还给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巨大的世界”。“如果不恢复文化学科，欧洲就无法挽救了，而且这种文化学科必须比以往任何时代使用或滥用过的那些学科更加精确严密”。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奥尔特加·加塞特在这本书中的*后，明确地提出大学的基本使命是“把普通学生培养成为有文化修养和具备优秀专业技能的人”。作为结束语，奥尔特加·加塞特尖锐地指出“对欧洲来说，如何扭转、改变这种荒谬的现状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大学不会只是一个为学生服务的机构”，“大学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一种主要的、高于新闻舆论的‘精神力量’的权利，在狂热之中保持平静，面对轻浮无聊和恬不知耻的愚蠢行为保持严肃性，把握理智。只有这样，那么大学才会再一次迎来它的一个宏伟壮丽的时刻: 西方历史上一泓不息的清泉”。 徐小洲教授在这本书的“译者前言”中指出“奥尔特加·加塞特是20世纪西班牙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丰富的社会经历和敏锐的思维使得奥尔特加·加塞特具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广阔视野，并在众多领域取得成就”。“《大学的使命》是他在应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邀请所做的关于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讲演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言简意赅，紧扣西班牙乃至欧洲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展开，以其犀利、流畅的语言，痛快淋漓地剖析了欧洲大学的弊端，进而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独特的改革思路，读来使人倍感清新，并发人深省”。 四、 美国约翰·S.布鲁贝克“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 20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蓬勃发展，美国尤其获得快速与惊人的成长。今日的美国大学不但在数量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