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学术(第十九辑)

　　《基督教学术（第十九辑）》：　　根据上述文字，19世纪西方基督新教在马的宣教活动，牧师、宣教士首先都要学好当地民众的方言，听得懂当地民众说话，理解地方民情风俗，尤其认识当地民众原有的信仰思维。反过来，能够使用对方语言以及理解对方文化，才能吸收信徒，完成宣教目标。其长远的做法，包括以办学接触群众，提升沟通空间。而*早实践此法的，当然是英华书院。无论英华书院办学，或者1815至1821年长期发行《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其目标一直印刷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封面上，就是期待华人遵从“子日：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正如米怜所言，教会*终想让华人知道“无中生有者，乃神也。……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意义……知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　　但是，伦敦传道会在马来亚将近半世纪的中文传教，虽曾长期影响当地*早出现的几个新教教会，可是越到后来就有越多教会，包括原来的圣公会、长老会、弟兄会和卫理公会，未必会追随英华书院原来的办学方式。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一些教士固然为了宣教学习华人方言与儒道经典，却已不太重视华人孩子应该学习自己的文化与母语，反而强调灌输西方文化与科技。其中的历史背景变迁值得思考。　　以马礼逊个人而言，他在1807年接受伦敦传道会派遣，前往中国之前便已在伦敦跟随容三德（ Yong Sam-Tak）学习中文，费时18个月去掌握广州话、官话、汉字，并且到大英博物馆抄写天主教士过去翻译的中文圣经手抄本，以及抄录拉丁文字典，以方便未来向华人翻译圣经。马礼逊在1809年12月4日致函伦敦传道会董事部，表示自己已经有信心能翻译好“孔夫子头两书《大学》《中庸》，以及第三本《论语》的部分内容”。　　再看马礼逊和米怜联名倡建英华书院，其原因实缘起于马礼逊和米怜先后被委为**位和第二位赴华宣教士，又先后到中国宣教受阻。所以，他们才会主张办书院以及办刊物，以为对华宣教的权宜之计。其中，马礼逊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传译人员身份掩护宣教，在中国能接触的华人并不很多；清廷规定这类人员不允许居住广州城内，每次只能住到城外专供外人的“广州十三行夷馆”，限期三个月。而米怜夫妇1813年到达澳门不久即被葡萄牙驻澳总督下令出境，在广州匿居了四个月方才转向南洋游历宣教。由此，他们方才在1814年9月回到广州期间，向伦敦传道会提出“恒河外方宣道计划”（ Ultra-Ganges Mission），建议到当时已经受到英国人托管的马六甲设立总部。“恒河外方传道计划”建议书的第三条“尽快设立免费中文学校”、第四条“在马六甲出版中文刊物”、第五条“以华人事工为主”、第九条“拟采中文礼拜仪式”。按照这份计划，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与主编《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成为中文现代新闻业鼻祖，以及他和马礼逊倡建的英华书院，目标都由“华人”而“中国”。而英华书院走向清廷控制的地区以外，以当地华人为目标，长期培养对华人宣教种子，并且又是处在英国势力保护范围，可以自由印刷英国国教的宣教文字，可谓进退有据。如此，教会强调中文办学、中文传教，是既有目标又顺理成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