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班底文艺研究-2017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2017年第2期）》：　　依靠工农，不是一时的策略，而是革命的长久动力。在毛泽东的意识里，工农很早就是其革命的出发点，这种思想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他青少年的成长轨迹之中。毛泽东出生在湖南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随其父务农。后来在其坚定的求学意志下，来到长沙湖南**师范读书，但农村的生活现实和农民的基本诉求已经在他心中刻下原始的印记。求学期间，他一方面用心读书；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工农生活，甚至间或亲身去体验工农生活。年青的毛泽东曾热衷于“新村”“工读互助团”等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试验，试图将学校、家庭、社会结为一体，建立起“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生活。①1917年，他与同学萧瑜身无分文，深入农村，考察民风民情，了解农村社会的基本现实。参加革命之后，他更是把农民的命运和农村的前途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27年，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勇敢地站出来，到湖南农村进行了32天的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针对国民党右派所谓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②等指责的论调，给予了坚决的批驳，充分肯定了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1935年之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他的这一思想在党的指导思想中体现得更加明确。　　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延安的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与党的这种理念不相吻合、甚至相背离的动向。“那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同志们身上是破破烂烂的军衣，天天吃小米土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绝大部分人依然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但一些人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也暴露出来，延安出现了一股灰色的潮流。”③认为延安一片“黑暗”，看不到工农的力量，看不到延安的前途和光明。在文艺作品中，脱离群众和实际，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等。这种思潮对延安的思想和精神文化是严重的误导，与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根本相左，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敌对阵线的一些论调和需求，与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正统官僚文化和文人文化保持了一定的内在联系。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敏锐地洞察到这一思潮的严重性，并通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阐述党的文化主张，统一文艺界和文化界的思想。　　在《讲话》中，毛泽东简明而系统地阐明了他关于文艺的思想。其实，这一文艺思想是长期形成的，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关于文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进一步研读《讲话》，我们会发现，这部针对延安文艺界现状的文献真正要确立的，一是立场问题，二是价值观问题。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延安文艺界的问题主要是立场的混淆和价值观的混乱，矫正文艺界的立场，确立延安的文艺价值观才是问题的关键。关于立场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呢？毛泽东给出的答案非常肯定：工农大众。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中，工农大众是占中国90%以上人口的被压迫阶级，这个阶级在历史上是被忽视的、松散的、未被建构的，因而没有人为他们提供足够消费的文艺产品，只有他们自发自在地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民间文艺自娱自乐。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属于这90%的人群，换句话说，这90%的人群应该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创造属于这90%的阶级人群的文艺，这种文艺不仅仅是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懂的大众化的，而且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浓郁民族性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就如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民间文学，反映着民间的平民价值观。因此，毛泽东主张不仅要运用人民的武装队伍颠覆敌人的政治统治，还要运用人民的文化队伍颠覆敌人的文化秩序，创造民族的大众的无产阶级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工农大众，具体而言是他们的话语代表——人民的文化队伍；这种文化的接受主体也是工农大众，因为它是源于工农大众的需求和喜好。这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学民族性的思想，更体现了毛泽东民间本位主义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