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学史 第一卷 (先秦至南宋)

　　《安徽文学史（**卷）》：　　在唐代的版图上，今日安徽的阜阳地区属于河南道，沿江江北和江淮地区属于淮南道，沿江江南地区属于江南西道，徽州地区属于江南东道。从唐太宗贞观到玄宗天宝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社会承平，赋役较轻，安徽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江淮一带成为全国粮赋的主要来源之一。京城长安的稻米主要取自苏浙皖地区，唐初每年从江淮征粮一百多万石，到天宝年间，已增至四百多万石。德宗贞元八年（792），宰相权德舆说：“江淮田一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此时，安徽的南部祁门、歙县一带也得到开发，歙县东南的吕公滩，祁门西南的闻门滩都是有名的险滩，中唐以后均得以治理，交通航运得以便利。绩溪的银、铅矿，青阳、秋浦两县的铜矿开采此时已很发达，我们从李白的《秋浦歌》中可知其日夜开采的规模和声势。安徽舒城、霍山、宣州和歙县的茶叶此时已行销全国，非常著名。　　隋代的安徽作家可以提及的只有刘臻。唐代的安徽作家同繁荣的经济相比，本土作家的创作成就并不彰显。有唐三百年，其中突出者不过李绅、张籍、杜荀鹤、吴少微、曹松、康骈等数人而已，而且集中在中晚唐。李绅和张籍俱是新乐府运动的中坚人物。李绅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开创者，他首先创作了“乐府新题二十首”，多为讽喻时病针砭时事，而且词直不忌。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新乐府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受到“乐府新题二十首”的启发。白居易对李绅也很心折，他曾说过“笑迂劝辛酒，间吟短李诗”（李绅个子矮小，白居易嘲为“短李”）。张籍的乐府诗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和汉乐府“哀时托兴”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杜甫与新乐府运动间的过渡人物。他的新题乐府，或沿袭古题但创新意，或自创新题，广泛反映安史之乱后中唐社会的民生疾苦，笔锋直指当时的执政者。言语平淡而委婉含蓄，将笔墨触向生活的深处，或再现、或抨击、或揭示、或指斥，语出自然，却韵味无穷。吴少微的文学功绩主要在文章革新上。武则天时，陈子昂挺身而出，批评“采丽竞繁”的六朝文风，旗帜鲜明地提出“汉魏风骨”。但陈子昂的文学复古仅限于诗歌，也多停留在理论方面。吴少微则在创作实践上尤其是散文创作上，以简淡清新、朴质幽雅、毫无雕琢的新式散文取代“采丽竞繁、兴寄都绝”的六朝骈文，由此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为“富吴体”（“富”指山西武功人富嘉谟。两人同为进士，又是好友，共同倡导革新了当时的散文文风）。“富吴体”的出现标志着唐代古文运动正式兴起，对其后的古文运动影响至深。盛唐的散文作家萧颖士、李华、元德秀、元结，中唐的独孤及、梁肃、韩云卿、韩会等，无不受富嘉谟、吴少微的影响。杜荀鹤是晚唐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诗作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反映唐末动乱，闪耀着批判光芒。其批判锋芒几乎触及唐末动乱的各个方面：有恶过盗寇的官军，有用生灵鲜血染红朱绂的县令，有毫无心肝催租逼债的酷吏，有“短戈长戟困书生”逃难中的读书人，有“粉色全无饥色加”的蚕妇，有“麻苎衣衫鬓发焦”的寡妇，有“三边远天子，一命信将军”的戍守军士，也有在家乡登台远望的思妇。其创作风格，既继承贾岛的寒瘦苦吟精神，又继承张籍的反映社会现实旨趣。曹松也是以批判现实而得诗名，他的《己亥岁二首》“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成名万骨枯”已成为千古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