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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八辑)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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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553111452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747
  • 出版时间:2019-06-01
  • 条形码:9787553111452 ; 978-7-5531-1145-2

内容简介

本书为辑刊“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八辑,收选靠前外研究董仲舒的知名学者的成果,内容涉及董仲舒政治思想研究、董仲舒经学思想研究、董仲舒人性论研究、董学文本研究、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董学研究、董仲舒的地位和评价、董学研究综述及书评等多方面,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近期新进展,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和出版价值。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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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盛世文化的代表周桂钿(001)

序蒋重跃(004)



董仲舒政治思想研究(00)

董仲舒盛世治理的四个原则周桂钿(00)

董仲舒给儒家的定位:宗教还是神学谢遐龄(00)

董仲舒的“王道”李润和(0)

“王道”小考方朝晖(0)

论董仲舒对《春秋》的意识形态转换朱康有(0)

董仲舒论“和”:以《循天之道》为中心的考察何善蒙(0)

“谊主”说与“推明孔氏”:董仲舒在“独尊儒术”中的理论贡献及相关问题探微王刚(0)

董仲舒关于社会制度设计的贡献李奎良()

董仲舒“大一统”王道政治思想的德性文明意蕴杨柳新()

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史意义三题胡发贵()

董仲舒社会治理思想的时代价值刘百淞()

从董仲舒思想看汉代儒家礼乐及其社会控制聂春华()

试论董仲舒“无为”思想的四个维度何大海()

天道无为,治道崇本

——从《春秋繁露》看儒家的“无为之治”孙占卿()

“素王”孔子的成立:基于董仲舒《天人三策》的研究郑济洲()

董仲舒“太平”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盖立涛()

理性的迷信——董仲舒灾异理论的“奇里斯玛”结构曾暐杰()

“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合类说

——以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中心蔡杰()

董仲舒仁论思想研究张新国()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对18世纪欧洲启蒙的影响陆元祥()

论董仲舒经济思想的政治性与层次性朱云鹏()

董仲舒天子思想及其与皇帝制度的关系崔锁江()

董仲舒经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以经学为基础构建儒学思想体系韩星()

源流互质视野下的董仲舒及汉代《春秋》观刘洪强()

董仲舒人性论研究()

董仲舒人性论探究陈福滨()

董仲舒人性论浅析

——学习儒家人性论的几点体会傅永吉()

儒家人性论探微邓立光()

三本论与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沈顺福()

董学文本研究()

《春秋繁露》“董仲舒真篇”新探

——以《对策》检索《春秋繁露》的尝试邓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词语探源秦进才()

司马迁缘何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季桂起()

修辞立其诚

——《春秋繁露》的语言现象举要王传林()

董仲舒《春秋》书法论的诠释学意蕴张树业()

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与诠释曹迎春()

司马迁、班固历史创作的情感构建及其解读边际

——《史记》《汉书》“董仲舒传”叙述方式异同的哲学分析唐艳()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董学研究()

儒学中兴从衡水走来李奎良()

董子思想对其故里元明清书院的影响

——以董子书院、大原书院和敬义书院为例魏彦红张铭()

董仲舒与衡水地域文化田卫冰()

口述历史与董仲舒文化研究高春菊()

董仲舒的地位和评价()

董仲舒思想历史作用之我见李宗桂()

董仲舒入祀孔庙甚晚历史考常会营()

论董仲舒在两汉经学中的地位任蜜林()

董仲舒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王即之()

题写董子联及解析卫立冬()

董学研究综述及书评()

走向西方学术界的董仲舒

——西文董仲舒研究述评刘炜华()

“2018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曹迎春卫立冬()

2017年董学研究综述王文书崔明稳()

鲁惟一《董仲舒儒家遗产与〈春秋繁露〉》述评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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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八辑)》:  我们知道,贾谊属于儒家派,如果以汉代政治文化的视野来加以考察,可以发现的是,在他痛心疾首的背后,实质上有着学派的分野。简言之,官员们的“不作为”,其实正是“黄老”派的基本做派。贾氏之言容或有夸大之处,但揭示了“黄老”治国的一个基本性格,那就是,维持现状,反对大的变革。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以所谓的“不言而躬行”自诩,认为儒者“文多质少”,是不可信赖的群体①。在“黄老”派看来,少一些虚空的讨论,多一些维持现状的实务,才是治国之要。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思维运之于政治,不仅回避了矛盾,也造就了理论的贫乏。如果说在初级阶段,在万事纷乱之下,搁置争议,埋头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黄老”以其“不作为”,而不干扰社会,不扰民,有其合理且必要之处。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后,民心及思想层面的问题随之不断爆发,并越来越突出时,再不面对这些矛盾冲突,从理论和顶层设计上加以积极正面的解决,就犹若行船,此时已由汉初的浅滩试水,进入了深水区,可谓日日处于惊涛骇浪之间,稍有不慎,很可能就会遭到船毁人亡的危险。  由本论题出发,毫无疑问,当时一个*大危险就是,如何解释王朝及汉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因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可暂时搁置不议,但当时间进入到景、武时代之后,随着经济建设任务的基本完成,政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心结”必须解开。当此之际,不解开它,王朝就无法理直气壮地进行政治建设;不解开它,民众的质疑日甚一日,日积月累之下,易转化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解开它,“后学者”隐之于心的各种理念,很容易成为引发政治乱局、危局的思想导火索。前已论及,“黄老”以“不言而躬行”为态度,对于具体事务的确可以发挥某些积极的作用,但对于合法性问题,这一态度不仅于事无补,甚至是有害的。对于这种严肃的理论课题,所能采取的应对态度,不仅要“言”,而且要“言”得圆融得理。质言之,面对着质疑,已经到了必须讲清楚的阶段。“黄老”必须退场了,新的转型开始了。  而“黄老”退出后,一个接续而来的理论课题则是,如何防止回到简单粗暴的法家之说上去。我们知道,法家为秦所用,既成就了秦,也带来了之后的覆灭。就本质而言,它以强力捍卫现行统治秩序为己任,是维系统治者*有力的学说。就理论方法而言,则以不允许质疑当下为*大特点,众所周知的“焚书坑儒”就是由此而引发。比较而言,同是维系现状,“黄老”是以不要争论为特点,采取相对温和的搁置手法;而法家则是以暴力对异议进行残酷的打压。虽方式路径不同,但由于有着对现实政权维护的共同点,促使了二者的气息相通。  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注意到,黄生在辩论中所采取的观点,其实就来源于韩非贬责文王为“谊主”的那一段阐述。不仅弑君之臣的论调一致,连“冠”“履”的比喻都前后相承。由此,要讲清楚汉王朝及汉皇帝的合法性,理论起点应从反对法家的相关论述开始。  由前已知,在法家看来,“汤武”乃是乱臣贼子的渊薮,那么,以其为代表的“谊主”不仅不能受到推崇,甚至人人可得而诛之。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家并没有否定“桀纣”为昏君,“汤武”有仁义,但按照它的理念,即便是昏君,也不能反对。简言之,秩序优于道义。即所谓:“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而为了维持这一秩序,就需要暴力和刑罚作为控制手段,道义作为乱源所在,反倒是需要摈弃的。所以,《韩非子·问辩》日:“明主之国,令者,言*贵者也;法者,事*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五蠹》篇则说:“故举先王、言仁义者人盈廷,而政不免于乱。”  ……

作者简介

魏彦红1967年出生,河北博野县人,衡水学院教育系教授、《衡水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法学硕士,衡水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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