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想象

一 目前的隐忧
当我收到邀请，出任哈佛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诗歌教授，我既深感荣幸，也不无担心。我担心没有新意可讲。但就在我迟疑如何答复时，我想起我在牛津**年的一次重要经历。那时，我在冬夜一周两次骑车上了高街，前往考试院的北院，挤在一大群听众中，听吉尔伯特.穆雷的讲座。每次骑车途径莫德林桥时，我总会仰望一下莫德林塔；由于灯光和天气的缘故，莫德林塔一直在变，但又始终如一。吉尔伯特.穆雷是**任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诗歌教授，当时他在牛津做的讲座，正是他在哈佛做过的讲座。如今，我的脑海还清晰浮现出穆雷教授那一张特别高贵的脸，我的记忆里仍回响着他迷人的声音。他带着一种冷静的热情和深切的信念，讲起诗歌的古典传统，认为——正如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在关于艺术和诗歌的旧误解和新学说的旋风中，有必要重申‘古典’的观点”。另一件令我宽心的事情是，我想起塞缪尔.约翰生——T.S.艾略特在其诺顿演讲中赞扬他是“正直批评家的典范”——说过，“更多情况下人们需要的是温习旧知识，而非输入新学说，这一点还未得到充分认识”。看起来有可能，出乎邀请方的意料，在我这岁数，我还会接受一些关于文学意义的新启示，反思我五十年教学和写作生涯中所秉持和验证的那些前提。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我对于这份邀请的*好回应，会是重申这种人文主义信仰： 在今日“新学说的旋风”中，相信文学研究作为通识教育核心的价值。
或许，我特别适合这项重申人文主义信仰的事业，因为对于大多数关心文学的人来说,已然成为一场运动的东西——他们目睹了这场运动的发展历程——只是在它完全生成，已然蓬勃，如一棵绿油油的月桂树般繁茂时，我才完全意识到。我指的是从法国移植进入英美的*新形式的“新批评”。大约十年来，也就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三四年前，我主要在家工作，负责编辑一部工程浩大的文选，同时专心从事一项关于手稿材料的研究（这些手稿材料很多是影印，我只是偶尔去趟剑桥，核对原件）。此外，我还教务缠身，参与各类委员会的一般活动。我没有时间到处走动或去图书馆。除了与多恩和艾略特相关的研究，我跟不上阅读批评新著和期刊。因此，在我卸下教职，将书稿送交出版社，能够再次自由走动，急于跟上潮流时，我才发现，自己好像是华盛顿.欧文笔下的瑞普.凡.温克，在陌生的动荡世界，不知今夕何年。首先，我碰到一套特别新的语汇，或者说许多奇怪的新词，来自其他学科。无论是语言学、心理学，还是哲学、神学，批评家认为，都能提供一种方法或模式。除了这些经常可见于牛津英语大词典补编的专业词汇（只要该词不是用N之后的字母开头），还有其他陌生的字眼，大多来源于希腊语或拉丁语，既有古典的，也有中世纪的词源。这些新造的词语，其奥义只有借助古典学辞典才能破解。更为离奇的是，还有一些词汇是批评家一时兴起或“好玩”生造出来的产物。如今，对于有些人来说，“好玩”一词似乎是批评活动的代名词。
相比于这种任性的、自我放纵的语言运用，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否定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否认文本的客观地位。作者让位给读者，理由是文本不存在，不是“外在于阐释者心灵和历史之物”。由于读者可能是从现在到时间终结的任何读者，因此文本被认为可能有无穷的意义；由于没有任何标准取舍意义，因此文本事实上是无意义的。批评家认为，历来被视为他的首要任务——阐明作者的意义（这种意义现在被宣布为完全无法找回）——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他只有在文本的虚空中创造意义，换言之，为没有确定意义的文本注入各种意义。看起来，当弥尔顿写道，书籍“的确包含了生命的潜力，这种潜力如同书写者的那颗灵魂一样活跃；更确切地说，书籍如同一个小瓶子，将书写者鲜活的心智中*纯粹有效的精华液提取出来加以保存”，他在自欺欺人。相反，更合理的看法是，书籍是“绝对的死东西”。那些人是受了误导： 他们像我一样，过去一直认为，在读一首诗歌时，有一个人，尽管死去很久了，还在借助印刷的书页，在对他们说话。我们没有学会如何区分言语和语言，区分我们听到的言辞和我们读到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