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历法.宗教与皇权:明清之际中西历法之争再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历法、宗教与皇权：明清之际中西历法之争再研究》： 一、百刻制的历史演变 百刻制在中国出现的很早，其出现与漏刻的发明和使用是分不开的。《隋书·天文志》说：“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把漏刻起源上推至黄帝时期。南北朝时期的著作《漏刻经》也提到：“漏刻之作，盖肇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轩辕就是黄帝。这种说法也认为漏刻起源于黄帝时代，在夏商时期得到了大发展。认为漏刻起源于黄帝时代的说法，因为缺乏考古及文献的支持，可暂且不论。比较可信的百刻制产生的时代，阎林山认为是商代①，这也是天文学史界的共识②。商代使用漏刻的记载，由于文献的匮乏，人们现在尚未发现。进入周代以后，有关使用漏刻的记载，开始在文献中显现出来。《周礼·夏官司马·挈壶氏》记载当时管理漏刻的人员配备时说：“挈壶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这一记载昭示着当时漏刻作为一种计时工具，受到了足够的重视。有了漏刻，百刻制的存在似乎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漏刻的使用更为普遍。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记载了先秦时期漏刻的使用情况。《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国的将军田穰苴在筹划一次战争行动时，“立表下漏”。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解这四个字的意思：“立表谓立木为表以视日景，下漏谓下漏水以知刻数也。” 先秦时期不但有使用漏刻的记载，刻作为一种时间单位，在先秦文献中也出现了。《左传·哀公十一年》提到孔子的学生樊迟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主动请命说：“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这里的“刻”，就应该是一种时间单位。其所指，只能是百刻制中的“刻”。 考古发现也支持先秦时期百刻制被广泛采用的观点。1897年在内蒙古托克托出土的秦汉日晷，以及其后在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秦汉日晷，其晷面上分布有均匀的刻度线。从刻度线的分布来看，“仪器刻制者显然是把整个圆周分成了一百等分。这应是分一天为一百刻的反映”。 到了汉代以后，“刻”字被用作时间单位的记载就更多了。《汉书·宣帝纪》中记载五凤三年（前55年）的一次奇异现象：“神光并见，或兴于谷，烛耀斋宫，十有余刻。……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史记·乐书》载：“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其中“百度”一词后世注解为百刻。这些都是“刻”作为一种时间单位被广泛使用的历史证据。 随着刻作为时间单位被广泛使用，汉代开始有人尝试对百刻制进行改革。汉哀帝时因灾异屡现，听从夏贺良的奏议，下诏改元，推行新的时刻制度：“以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日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①然而过了一月有余，汉哀帝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夏贺良还意图干涉朝政，奏称大臣不知天命，应将丞相、御史等人辞退，让支持夏贺良言论的人辅政。夏贺良的言论激起了大臣们的反对，汉哀帝认为夏贺良的言论毫无征验，遂治夏贺良等人之罪，恢复百刻制，夏贺良等人被杀。夏贺良是甘忠可的学生，甘忠可曾私造历法，并将其传授给了夏贺良。所以，甘忠可也许是*早试图将百刻制变为一百二十刻制的人。只是，他的尝试并不成功。 公元8年，王莽奏准“以居摄三年（8）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王莽此举仍然受到夏贺良言论的影响，强调要“用应天命”，是一种政治行为。王莽统治的时间比较短暂，他创立的各种制度没有被后世继承，此次改百刻为一百二十刻应到王莽政权垮台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