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唱歌的墙

　　我和羊　　羊的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但给我印象*深的是绵羊。　　二十年前，有两只绵羊是我亲密的朋友，它们的模样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我是什么模样已经无法考证了。因为在当时的农村，拍照片的事儿是很罕见的；六七岁的男孩，也少有照着镜子看自己模样的。据母亲说，我童年时丑极了，小脸抹得花猫绿狗，唇上挂着两条鼻涕，乡下人谓之“二龙吐须”。母亲还说我小时候饭量极大，好像饿死鬼托生的。去年春节我回去探家，母亲又说起往事。她说我本来是个好苗子，可惜正长身体时饿坏了坯子，结果成了现在这个弯弯曲曲的样子。说着，母亲就眼泪婆娑了。我不愿意看着母亲难过，就扭转话题，说起那两只绵羊。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家里忽然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我躲在门后，好奇地看着他，听他用生疏的外地口音和爷爷说话。他从怀里摸出了两个茅草饼给我吃。饼是甜的，吃到口里沙沙响。那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爷爷让我称那老头为二爷。后来我知道二爷是爷爷的拜把子兄弟，是在淮海战役时送军粮的路上结拜的，也算是患难之交。二爷问我：“小三，愿意放羊不？”我说：“愿意！”二爷说：“那好，等下个集我就给你把羊送来。”　　二爷走了，我就天天盼集，还缠着爷爷用麻皮拧了一条鞭子。终于把集盼到了。二爷果然送来了两只小羊羔，是用草筐背来的。它们的颜色像雪一样，身上的毛打着卷儿。眼睛碧蓝，像透明的玻璃珠子。小鼻头粉嘟嘟的。刚送来时，它们不停地叫唤，好像两个孤儿。听着它们的叫声，我的鼻子很酸，眼泪不知不觉地就流了出来。二爷说，这两只小羊羔才生出来两个月，本来还在吃奶，但它们的妈不幸死了。不过好歹现在已是春天，嫩草儿已经长起来了，只要精心喂养，它们死不了。　　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货币贬值，市场上什么都贵，羊更贵。虽说爷爷和二爷是生死朋友，但还是拿出钱给他。二爷气得山羊胡子一撅一撅的，说：“大哥，你瞧不起我！这羊，是我送给小三耍的。”爷爷说：“二弟，这不是羊钱，是大哥帮你几个路费。”二爷的老伴刚刚饿死，剩下他一个人无依无靠，折腾了家产，想到东北去投奔女儿。他哆嗦着接过钱，眼里含着泪说：“大哥，咱弟兄们就这么着了……”　　小羊一雄一雌，读中学的大姐给它们起了名字，雄的叫“谢廖沙”，雌的叫“瓦丽娅”。那时候中苏友好，学校里开俄语课，大姐是她们班里的俄语课代表。　　我们村坐落在三县交界处。出村东行二里，就是一片辽阔的大草甸子。春天一到，一望无际的绿草地上，开着繁多的花朵，好像一块大地毯。在这里，我和羊找到了乐园。它们忘掉了愁苦，吃饱了嫩草，就在草地上追逐跳跃。我也高兴地在草地上打滚。不时有在草地上结巢的云雀被我们惊起，箭一般射到天上去。　　谢廖沙和瓦丽娅渐渐大了，并且很肥。我却还是那样矮，还是那样瘦。家里人都省饭给我吃，可我总感到吃不饱。每当我看到羊儿的嘴巴灵巧而敏捷地采吃嫩草时，总是油然而生羡慕之情。有时候，我也学着羊儿，啃一些草儿吃。但我毕竟不是羊，那些看起来鲜嫩的绿草，苦涩难以下咽。　　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谢廖沙的头上露出了两点粉红色的东西，不觉万分惊异，急忙回家请教爷爷。爷爷说羊儿要长角了。我对谢廖沙的长角很反感，因为它一长角就变得很丑。　　春去秋来，谢廖沙已经十分雄伟，四肢矫健有力，头上的角已很粗壮，盘旋着向两侧伸去。它已失去了俊美的少年形象，走起路来昂着头，一副骄傲自大的样子，很像公社里的脱产干部。我每每按着它的脑袋往下按，想让它谦虚一点。这使它很不满，头一摆，就把我甩出去了。瓦丽娅也长大了。它很丰满，很斯文，像个大闺女。它也生了角，但很小。　　我的两只羊在村子里有了名气。每当我在草地上放它们时，就有一些男孩子围上来，远远地观看谢廖沙头上的角，并且还打赌：谁要敢摸摸谢廖沙的角，大家就帮他剜一筐野菜。有个叫大壮的逞英雄，蹑手蹑脚地靠上去，还没等他动手，就被谢廖沙顶翻了。我当然不怕谢廖沙。只要我不按它的脑袋，它对我就很友好。我可以骑在它背上，让它驮着我走好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