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珍本丛刊(全269册)精装

内容简介

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儒者之学，本于六艺经传；道艺之藴，源出五经四子。所谓六艺者，《诗》《书》《礼》《易》《乐》《春秋》也；所谓四子者，孔曾思孟也，其言行则《论语》《孟子》，其神识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祖述宪章，则古昔、称先王，传尧舜周孔之志，承先圣往贤之学，上以究天人之际，下以明人伦之本，开启智慧，教化生生。此四子之所以为书者也。前儒唐文治先生有云：『《论语》要义，在学仁政三字，有浅有深，当分类研究，修己治人之道，毕具于是；《孟子》言政治学 精至痛切，曰性善，非谓闭户静修也，盖致力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善己之性，乃可以善国之性，故告滕文公曰可以为善国；《大学》作于曾子，《中庸》传于子思。《大学》注重在格物，当通达人情物理世变，道为体而艺为用，内归于诚意。诚者，人心之生理，诈伪欺罔则其心死矣。』（《唐文治国学演讲録》**集，第五页） 科举时代，皇室政府以之为教，熏染人心，拢聚士气，化成凡俗，期以养士择才，寄于良善秩序；士人习焉诵焉，传焉授焉，以为人生之资，以为识字之本，以为先圣之传，以为人生依凭。后科举时代，人民读四书阅五经，可以启迪智慧，以为人生之导引；可作历史之资料，以为研究之依据；抑或以为古董古物，价值尚可也。职是之故，历朝历代，虽有焚书之惨烈不絶于书，班班可考，我国人仍宝之重之，我学者依旧研之习之，而我人民已习以为常也，是以为常道常理，毋庸赘言。 明隆庆以后至清初康熙时代，即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我国四书学书籍大量东渡。日人读朱注《四书》及注疏之书，在明朝诸注疏本上加以取舍，或依据或被规定方向地诵读《四书》白文及朱注，然彼邦并无科举之业，亦无相沿已久且牢不可破之经学传统，故其时儒者所习虽为《四书》，实乃政治、学术、思想和文化，故而有藤原惺窝（一五六一—一六一九）、林罗山（一五八三—一六五七）、山崎暗斋（一六一八—一六八二）、熊泽蕃山（一六一九—一六九一）、伊藤仁斋（一六二七—一〇七五）、中邨惕斋（一六二九—一七〇二）、贝原益轩（一六三〇—一七一四）、荻生徂徕（一六六六—一七二八）、安藤昌益（一七〇三—一七六二）诸儒出，彼邦学者阅读中土儒学典籍，多以《四书》为张本，以时代为依据，以思想为视域，或企图近代化、或寄望日本化、或求之儒教史，与个人生命气质相联，酝酿出新的四书学视野，谓之四子书之海外孑遗亦可，于今日儒学创新亦多有启迪者。除此而外，彼邦学者尚保存有我中华已失传或不易找寻之四书学著作，本编收録日本刊本有承应三年平乐寺刻《连理堂四书存疑》十四卷（缺卷一《大学部》）、日本江户刊《四书经筵直解》二十卷和日本元禄十年刊《四书大全说约合参正解》 三十卷等若干种，即可见扶桑学者于四书学的文献保存之功。尝鼎一脔，不亦乐乎。是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