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政文献资料丛编张謇论学集

　　《张謇论学集/中国近代法政文献资料丛编》：　　三、厚植地方，经营天下　　在张謇的法政思想和具体主张中，地方自治或村落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蕴含着深厚的宪制学理的命题，更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命题。没有地方自治，就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现代秩序，这是现代文明的常识。　　清王朝久行集权，实现了长时间的安定统一，“国家炽昌熙洽，无鸡鸣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于今。东南西北方制十余万里，手足动静视中国头目。大小省开府持节之吏，畏惧凛凛，殿陛若咫尺……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比伦”。其间，基于族群的因素，绅权和地方自治是被压抑的对象。太平天国以降，漫长内战所造成的社会变动，使久伏的绅权一路膨胀，内涵层层翻新，外延节节扩张。绅权出自地方并立足于地方，所代表的地方本位和地方利益，决定了绅权的取向不会全然等同于国家权力。与绅权勃兴相伴随的，是地方意识在积累中的高涨。而作为西来学说的地方自治，在中国能与之对应的恰恰是绅权。借由西学的引进，古老的绅权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包括张謇在内，诸如汤寿潜、谭延闿、汤化龙等俱以借取“东西洋学理”的绅界领袖面目抗衡疆吏，影响全国，创造时势。士绅在朝倡导立宪，在野行地方自治，蔚为一时重心。清末为筹备立宪而设咨议局，绅权“裒集一省之舆论”而成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的枢纽。咨议局的建制使得绅士在观念上由个体连成了集体，并以省份为标识互相认同，而累积的地方意识既易演化为分省而立的地方主义——先有各省，后有民国，联省定制。这构成了民国政制尤其是国家整合的先决条件——又使得脆弱的国家认同在士绅共同体的维系下得以不绝如缕。前述情形构成了我们理解张謇之地方自治主张的基本背景。　　自1906年《恳告绅董预习法政以备地方自治书》和1907年《南通地方自治筹拨经费呈督部文》《为设立预备立宪公会与郑孝胥等致民政部禀》等开始，直到1921年《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地方自治贯穿于张謇法政论述的始终，并以南通为中心，厚植地方，身体力行。张謇在南通之自治，系以大生资本集团为中心，涵盖“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相关研究多有论著考证，兹不赘述。1920年5月，为推广南通地方自治的经验，张謇在南通发起苏社。“江苏地方人士，鉴于本省各项事业渐落他省之后，其故由于地方团体涣散不能自治所致……以谋发展江苏地方自治为宗旨，以实业、教育、水利、交通四者为应首谋发展之自治事业。”想来张謇对其南通经验亦相当自豪。“亿万兮井里，百年兮洪荒，谁其辟者——南通张！”　　需要指出的是，张謇的村落主义实践，自始便是着眼于天下的——“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通过建设地方，累积经济财力与社会文化资本，掌控地方事务，进而影响甚或改变天下大局，是张謇这一士绅立宪群体的共同选择。笔者认为，有两点启示需要向读者交代。其一，张謇所立足的乃是南通这座城市，而非江苏一省。固然，作为东南士绅／绅商领袖，张謇对江苏之影响无人可望其项背，如果联系到民国成立的过程，接续庚子、辛丑之际东南互保之遗绪，如沟口雄三所说的，以省为单位的政治单元的“一省之力”促成了各省独立的辛亥革命（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其间之紧要处在于，省际层面的联邦制与各省内部之集权郡县制并存，而联邦国家之典型，乃在于以乡治县治为州／省权之根本，州／省之于乡县，正如联邦之于州／省。张謇之建设南通，便隐含了以乡治、县治贯彻联邦制度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