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人性·诗意·现实:吴天明电影艺术研究

　　一是在于两者文化内涵的不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①乡土电影中往往着力展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民俗风情，塑造不同人物的精神风貌，带有浓烈的乡土文化，同时，其中蕴含的对乡土文化的深刻反思，是农村题材电影中所没有的；相比之下，农村电影往往带有较强政治性，仅以农村为叙述背景，并不对某一特定地域作明显的标记，也并未让其承载当地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只着力反映某一阶段农村的现象和特征，具有明显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二是两种电影类型主观情感的不同。乡土电影中，大多对所处的地域环境表现出欣赏、依恋、赞美的态度，歌颂山清水秀的风光，自然淳朴的民风，趣意盎然的文化；农村电影中，则大多展现当地的落后、贫穷，以及阶级斗争等方面的元素。尽管在乡土电影中，仍然有不可避免的落后、愚昧的精神文化，但创作者无意通过淡化或逃避来刻意美化乡土环境，而是出于现实主义层面，对乡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进行真实的折射。在中国乡土电影发展史中，台湾乡土电影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台湾乡土电影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创作高峰，美国和日本给台湾投人大量资金，有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兼之彼时的台湾实行积极的农业政策，因此，在这块宝岛上，处处可见怡然的田园风光。在台湾乡土电影的世界观中，乡土是充满着和谐美好的理想化乐园。**代台湾乡土电影导演李行的作品《养鸭人家》便是台湾乡土电影的代表作之一。影片充满浓郁的地域风情，展现水塘农家、辛勤耕耘的美好景象，配以悠扬的背景乐，赞美这种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不仅如此，那些市集庙会，小月赶鸭子等充满生活气息的镜头，细致地描摹了当时台湾养鸭人的日常生活。当时的台湾乡土电影大多具有高度理想化色彩，60年代，当权者颁发的文艺政策有着“六不”的要求，即“不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因此，台湾乡土电影虽有“写实”的标签，聚焦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但创作者在设计剧情走向时，倾注过多的理想主义，影片成为引导灌输主流价值观的渠道，同时为观看者打造美好和谐的蓝图。另一方面，台湾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儒释道的文化深人人心，如李行的作品中就透露着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倾向，相信通过艺术可以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和是非观。　　将台湾乡土电影的诗意与美学发挥到极致的是第二代导演侯孝贤，他的电影风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散发着散文诗般淡薄隽永的特质。《童年往事》讲述了一个叫作阿孝咕的男孩迁居台湾的故事，他在年幼时父亲去世，加入街头小流氓的帮派，打架，不久之后，母亲也染病去世，阿孝咕联考落榜，恋爱分崩离析，祖母在孤独中与世长辞。父亲、母亲与祖母，三个至亲的死亡对他造成不同影响。影片名为《童年往事》，但大量篇幅讲述阿孝咕少年和青年时的故事，在导演看来，阿孝咕的童年终结于祖母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