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第一辑)

论浙学的内涵、精神、学派人物与当代价值（节选） 吴光 提要：本文简要梳理浙江历史文化发展的背景与脉络，认为浙学以王充为开山祖，于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时成型，于姚江学派、蕺山学派创立之际升华，梳理浙学与浙东学派两个概念的历史脉络，重申了“浙学”的狭义、中义、广义三个内涵，并根据广义的“浙学”概念，重新梳理了由宋至今“浙学”的主要学派与人物。文章进而详细阐述了“浙学”的基本精神，指出其中具有的实事求是、崇义谋利、知行合一、民主君客、兼容并包等思想，对浙学的当代价值作了充分肯定。 关键词： 浙学 渊源 演变 内涵 价值 “浙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作为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态之一，从南宋成型以来已历经700余年。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而在当代，随着浙江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学术文化的日益繁荣，人们对隐藏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力日益关注并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因此，从理论上深入探讨“浙学”的思想内涵、基本精神、学派人物及其当代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一、“浙学”的文化渊源与演变大势 考察浙学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系统考察浙江历史文化发展的背景与脉络。从地域文化的形成历史与特点看，浙江在古代属于吴越文化地区。吴越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据《越绝书》所记，伍子胥云：“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同书记范蠡云：“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这说明吴越地区的文化联系历来非常密切，这也是人们经常合称“吴越”的历史原因。 但严格地说，“吴越文化”是有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各自传承与特色的。“吴文化”主要指苏南上海地区的文化传承，“越文化”主要是指浙江地区的文化传承。在越文化区，有5万年前的“建德人”文化，有距今8000年以上的跨湖桥文化（在今杭州市萧山区境内）、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在今余姚市境内），有距今4000至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在今嘉兴境内）和良渚文化（在今杭州市余杭区境内），以其在当时绝对先进的制陶、制玉工艺和石器、骨器、木器、竹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干栏式建筑模式，向全世界宣告了浙江地区史前文明的悠久与发达。而在古代文明史上，浙江以其古越国、汉会稽郡、五代吴越国的辉煌历史著称于世。这一切，为浙江人文精神传统的形成及代表该传统的“浙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依据。也可以说，浙江的文明历史正是浙学的源头活水。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双鸟舁日”象牙雕刻图案正可以解读为浙江先民的“天人合一”观念，良渚文化遗址的“羽冠、人面、兽身”三位一体玉琮雕刻图案也可以视为先民“万物一体”观念的象征。再如，我们可以从古越国勾践君臣“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以民为本、因势待时、艰苦奋斗、开拓创业的人文精神，可以从吴越国的历史中提炼出和平发展、多元包容的人文精神。 我认为，从学术发展的脉络而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浙学”的理论源头，可以从东汉的王充算起。1993年我在永康举行的陈亮学术研讨会发言中提出“王充是浙学开山祖”的观点，被一些学者接受和阐发。但也有人不同意拙见，认为王充“讥圣反儒，世目之为异教”，岂足以传承浙学！其实，这是不解王充《论衡》之故。盖《论衡》虽有《问孔》《刺孟》诸篇，但王充并不“讥圣反儒”，相反，他是“尊圣崇儒”的。王充在《论衡》中处处以孔子为“圣人”。例如，《命禄篇》称“孔子圣人，孟子贤者，诲人安道，不失是非”，《定贤篇》也说“孔子，圣人也”。其《问孔篇》只是批评“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评论说：“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孔子，圣人也。”这哪里是非圣，只是实话实说而已！难道在思想解放的当今，还有人认为圣人所言“句句是真理”、批评不得吗？至于断言王充“反儒”，也是厚诬古人。据《后汉书·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按：太学是当时*高学府，班彪是东汉著名史学家和古文经学家。）一个“乡里称孝”又受名师教诲的太学弟子，会是“反儒”学者吗？况且《论衡·非韩篇》明确批评了韩非“贵耕战而贱儒生”的主张是“弃礼义求饮食也”，指出“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进而主张：“治国之道，所养有二： 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髙之人，以示能敬贤。”这不正是儒家“德治”“礼治”主张吗？与“讥圣反儒”毫不沾边！而我之所以以王充为浙学开山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王充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个建立了系统的哲学理论、形成了兼融儒道法思想体系的学者，其《论衡》一书以“实事疾妄”为学术宗旨，浸透了崇实黜虚、以民为本、经世致用、开拓创新的人文精神，而这正是后起的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浙学”学者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也是浙学的特点所在。 然而，王充的思想虽然有引领风尚的作用，但王充所处时代并没有形成人才济济的“浙学”学派。“浙学”的成型还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时代。陈傅良、叶适代表的永嘉之学与陈亮所代表的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承认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吕祖谦代表的婺学与杨简、袁燮为代表的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到了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姚江学派不仅遍及两浙，而且风靡全国，确立了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模式、“明德亲民”为政治理想的良知心学体系。而在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了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了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从而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而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虽可谓学派林立，宗旨各异，但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这便是“浙学”从孕育到成型、发展的大致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