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四

　　《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四）》：　　顾仲起颇有才华，著有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血迹》《笑与死》《爱的病狂者》，中篇小说《残骸》《坟的自供状》《葬》和诗集《红光》等。但是，钱杏邨不愿意过多点赞，冷冷地指出“他的取材以及描写，仍然不外乎个人生、活的记录，仍然有自传的倾向。而不能取材于广大的群众，或者对于时代更有关切的题材。他所表现的，可以说完全是革命失败后不彻底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形态的反映。然而，我虽有这样的不满，但他的创作的时代色彩，以及时代意义，我们是不能否认的。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作家”。钱杏邨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以浓厚的批判色彩掩盖他内心的哀悼之情，这归根结底还是与顾仲起的自杀有关。如果让如今世人重新评价顾仲起这位“老革命”作家，语气可能委婉得多了，毕竟拉开历史距离观审，可以多一些不同角度的反思和探索。　　对于顾仲起的自杀，蒋光慈表示惋惜，同时认为除了继续努力奋斗下去之外，第二条道路便是“既不能继续反抗黑暗的势力，又不能投降于敌人的营垒，那除了自杀，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后指出：“我们的青年作家，是自杀了，这是谁的罪过呢？……若政治没有光明的一天，那么这悲剧是永不会停止的。”（魏克特：《鸟笼室漫话》，载《海风周报》第4期）　　1928年1月8日，茅盾发表了《欢迎（太阳）》（《文学周报》第5卷第23期），对于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的太阳社寄予厚望，同时对于蒋光慈写的一篇宣言式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提出批评，指出“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革命”的提法是错误的。　　同年7月28日，被迫流亡于日本的茅盾撰写了《从牯岭到东京》论文，自我解剖了早期思想及创作，其中谈到《幻灭》《动摇》《追求》的构思及创作经过，以及对于国内文坛的意见，这是针对太阳社、创造社存在的“革命文学和理论实践方面的一些问题”，有感而发，结果引来了太阳社、创造社的“围攻”，成为鲁迅之外的又一个批判对象。　　对此，钱杏邨曾写过《从东京回到武汉》批评长文，分为5个部分，即《到了东京的茅盾》《缠绵幽恋，激愤昂法，迷乱人色的人生》《（幻灭）（动摇）的时代推动论》《所谓文论的天然对象》《从东京回到武汉》。但是，此长文“因种种的不得已的关系，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印将出来”。因此，钱杏邨将其中第三部分《（幻灭）（动摇）的时代推动论》发表于《海风周报》第14、15期合刊（1929年4月21日出版），并在文前作了有关说明。　　钱杏邨为“标语口号文学”作了辩解，认为这是普罗文学创作初期的必然产物，“这一术语，虽是资产阶级作家用为谩骂的工具，用来反应（映）普罗的‘宣传文艺’一术语，在事实上只做了普罗文艺运动初期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不健全的技巧的创作的说明，事实上时（是）阻止不了普罗斗争文艺的发展的。”　　钱杏邨讽刺茅盾对于“标语口号文学”的批评，“他从普罗文艺立场退到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从认为必然的初期的普罗文艺的病态，而变为以这变态作为他的攻击普罗文学对象，是（他）自己的进步！”*后6个字下面有粗黑点，以示重点，其意不言而喻了。　　*后，钱杏邨还为郭沫若的文学是政治“留声机”的观点作辩护，认为“这个警语是非常正确的”。因此，“茅盾先生或许是物质的环境原（缘）故，根本不能了解留声机器的奥意，而觉得是一种凌辱，那是当然的。至于茅盾先生要觉得有价值的，在革命文艺上不得不有反对的价值了”。“茅盾先生也许是要革命的，那么请你先要完全弃掉你自己阶级的利益，努力获得普罗的意识罢！”　　钱杏邨自以为是坚决站在维护普罗文学的立场上，以此与苏联“拉普”某些文学观点相接轨，把茅盾强行按在严厉批判的被告席上，此类似当初“围攻”鲁迅的遗风。以上谈及钱杏邨对于曾“围攻”鲁迅有些悔意，同时继续严厉批判茅盾，“旧事重提”（翻检出昔日批判茅盾的文章），依然沿顺着昔日“围攻”鲁迅的思维惯性。这“双重标准”令人似乎不可理解，其实也很正常，不足为奇。　　1932年10月，瞿秋白加入与胡秋原、苏汶（杜衡）关于“文艺自由”论争，在《现代》第1卷第6期发表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方面为钱杏邨辩护，因钱杏邨的观点被胡秋原抓住话柄；一方面批评钱杏邨，“要求文学家无条件的把政治论文抄进文艺作品里去，这固然是他不了解文艺的特殊任务在于‘用形象去思索’。钱杏邨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提出文艺的政治化，而在于他实际上取消了文艺，放弃了文艺的特殊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