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

小康之家、女性倾向的名字与自卑情结的根源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是戴望舒名诗《我用残损的手掌》中的四句。写作此诗时，他逃亡于日寇占据的香港，他的回忆和想象都疯狂地开启着。这几句诗所描写的是他回忆中的家乡情景。“湖”指西湖。望舒小时候的家就在西湖附近，对他来说，西湖是全世界*美的风景，而他念念不忘的，尤其是*好的季节里的西湖——中间两句加了括号，说明他写的不是当时日寇铁蹄下的杭州，而是他回忆中的杭州。
为了暂时忘却周遭的囹圄，他紧闭双目，让自己的心飞向故乡，沉醉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仿佛看见了苏堤、白堤上的繁花，仿佛闻到了柳枝折断时散发的芬芳，仿佛感到了湖水和荇藻的凉意。他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了，它们都沉迷于回忆的快乐之中。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诗歌观念的体现，即“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这一观念跟他的许多诗学观念一样，源自法国象征主义，如他翻译过的波德莱尔的《应和》一诗说：“香味、颜色和声音都相互呼应。”波德莱尔在评论雨果的时候，曾引用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斯威登堡的话说：“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一切形式、运动、数、颜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一样，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
戴望舒的祖籍是南京。他的父亲曾在河北的北戴河火车站工作，所以幼年的望舒曾随父在北戴河待过一段。望舒的母亲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像封建时代的许多普通女性一样，并没有上学读过多少书；不过，在江南丰厚的民间文化底蕴中，即使是文盲，也能讲述许多文学或历史故事，也能整段整段地唱出雅得不能再雅的戏曲，也能一串串地抛出谜语、歇后语、谚语——童年的望舒在母亲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故事讲述中慢慢长大。正是杭州浓郁的文化氛围帮助造就了望舒诗歌中的古典倾向。苏联汉学家契尔卡斯基说：“戴望舒生在杭州，那是白居易和苏东坡讴歌咏唱过的地方。西湖秀丽的山水和古塔峰影常使诗人回想过去的时代……所以他不仅热爱法国象征主义，也同样热爱中国古典文学。”
望舒原名叫戴朝寀，字丞。他一生用过许多笔名，尤其是在香港期间；因为那时像他那样具有抗战倾向的文化名人，很受日本宪兵的“关照”；所以他有时发表文章不得不用笔名。
望舒用得比较多的笔名有：戴梦鸥（少年时代模仿鸳鸯蝴蝶派写作时候多用）、戴苕生（在法国留学时多用）、林泉居士（在香港时期多用）等。而以戴望舒一名行世。“望舒”原是“月御”的名字，“月御”是为月神驾驭宝辇的神仙，典出《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飞廉”就是“风伯”，即风神之名）。后来，“望舒”直接代指月亮；也因此，戴望舒还用过一些与月亮有关的笔名，如“陈御月”“戴月”“常娥”等。
戴望舒的长相是“似北实南”，或者说“外北内南”，他南人北相，内里还是江南人，但又不是奶油小生，他内心坚韧之勇，不亚于任何匹夫之勇。
好多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说，对他的**印象是：高大魁梧。如冯亦代说，望舒比他自己高了半个头，是个“黑苍苍的彪形大汉”。这简直是施耐庵用来描写李逵的词语。怪不得路易士更加详细而生动地记叙道：“他皮肤微黑，五官端正，个子既高，身体又壮；乍看之下，觉得他很像个运动家，却不大像个诗人。”
跟他接触之后，大家都觉得他性情温和，心地仁厚，甚至有着女性的柔婉。如冯亦代描写道：“透过近视眼镜，两眼露出柔和的光芒，带些莫名的忧郁，但接着又衷心地微笑起来，没有一般诗人的矜持，而他的双手却又是那么柔软，有点像少女的手似的……”徐迟则说：“望舒的神态十分儒雅，语言音节清脆，像一条透明的小溪。”
望舒的“表里不一”也许导致了或者说暗示着他性格的双重性或者复杂性，以及诗歌风格的两重性或者多样性，即软硬兼具，似软实硬。
望舒家本属小康，又在杭州那样的“天堂”里，他的童年本来应该是天真烂漫的，但他并非无忧无虑；因为他曾害过天花，而且留下了后遗症，长了一脸麻子。他的麻点不大也不深，离远看或在相片上看，几乎没有。所以，纪弦说他“脸上虽然有不少麻点，但并不难看”。不过，这对他的心态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他内心深处为这一小小的生理缺陷有着颇深的自卑情结。他时不时要受到或熟或疏者的或明或暗的讥嘲，有人（包括一些好友）甚至拿它来作为闲聊的笑料、小说的原料。从小就有玩伴不直呼其名，而径直称他为“麻子”。小说家张天翼是望舒的中学同学。1931年12月，张在《北斗》上发表过一篇小说，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猪肠子”是叙述者“我”的中学同学，两人在车站偶遇。“猪肠子”在问候“我”时，说“你还记不记得同学都叫我猪肠子？那时候还有老鼠……你以后看见麻子没有——你看过他的诗么？”
晚年纪弦毫不忌讳地供认自己曾开过望舒这方面的玩笑：“‘新雅’是上海一家有名的粤菜馆……记得有一次……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高谁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我什么叫作‘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自卑情结，戴望舒在表面上显得开朗、和蔼、大度，但他的心结似乎一直没有打开过，一直“带些莫名的忧郁”。或者如端木蕻良所说：“望舒多少是抑郁的。”也正因此，尽管他渴望爱情，渴望与异性接触；但一旦真的交往起来，他却又显得矜持、羞怯、手足无措，从而很难赢得对方的芳心。如望舒曾狂热地爱过初恋情人、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望舒爱得极痴极苦，*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当然，望舒尽管有其软弱的一面，但他不是弱者。他看起来自由散漫，实质上在暗暗使劲、决不含糊。他一生尽管遭际困苦、心境凄凉；但他还是克服了自卑心理，做了许多工作，著译了很多作品，成为他那个时代*勤勉、*优秀的文化人之一。

爱情的许诺、出国准备、海上航行的寂寞与兴致

由于望舒不顾一切的追求，也由于父、兄的劝导，本来对望舒没有多少好感（当然也没有多少恶意）的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有时也同意望舒陪伴她聊聊天，走走路，使望舒深感欣幸；但望舒看得出来，绛年并没有对自己倾心，一直跟他保持着身心的距离，这使望舒甚为忧伤、烦恼。*后，望舒声言，如果绛年不接受他的爱，他将自杀，绛年遂勉强答应与望舒订婚；但她提了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那就是要望舒出国留学；说只有在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她才愿意结婚。
在1920、30年代，出洋可不是件容易的舒服的事，光是孤独、寂寞而劳顿的旅途就够让人受的，更不要说是一个人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独自生活的艰难困苦了。当时很多人虽然有崇洋倾向，看重几乎跟“洋”有关的一切；但要他们去长期在洋人鼻子底下讨生活，则会举棋不定。富家子弟尽管可以带着大量钞票出去，在物质生活上不用发愁，甚至还可以花天酒地，但他们受不了那种被看作二等公民的歧视，更受不了失去亲朋宠溺的孤寂。穷人家的孩子呢，出外的路费都要借，更不要说到了以后谋生的捉襟见肘了。所以，那时候许多年轻人视出洋留学为畏途。
望舒也如此。他一直拖着，当然*主要的原因是他家里没钱；其次，他在国内的工作和创作都进展得相当不错。而且他的法文已经到了这样娴熟的程度，似乎没必要出国深造。可是，施绛年看重的是一些大众化、标准化的东西，她要的是未婚夫的洋经历和洋文凭。在理性上，望舒可能也想过两人在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如绛年根本不理解也不支持他的诗歌事业；望舒肯定也想到了两人的不合适，先不说这场恋爱的结果不可预知，就算两人能结婚，婚后的幸福也很难保证。但他太爱绛年，这份爱是那样持久、深入、固执，理性没有招数可以去破解，他的人生之路只能顺着这盲爱的方向；而确定这方向的其实就是绛年的意愿。她铁定了心，要望舒出国，望舒只好出洋；她要他早日起程，他不敢太耽搁。
1931年春夏之交，两人就订婚了，但望舒一直赖着不走；在绛年的连连催促下，望舒才于1932年10月8日搭乘邮船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
想到要离开熟悉的人和事，想到要跟刚刚有点亲密的绛年重新远隔，望舒几乎一夜无眠；这天早上六点，他就起来了。正在检查行囊时，绛年也起来了。她看上去睡眼惺忪，眼泡微肿，肯定也没有睡好，而且神情甚为悲伤。但她的悲伤是短暂的，因为她的感情是勉强被激发起来的，还远远没有像望舒的那样强烈、那样的不可收拾，还完全在理性的控制范围之内。她宁愿舍弃两人厮守的甜蜜和舒适，而要望舒表现出或者说去寻求她所认为的、实实在在的体面和好处。当然，在分别时刻，双方还是相当难舍和难过的，彼此都向对方显示了无比的柔情，都想到许多安慰，交代，甚至信誓。但他们都发现语言之路被浓情阻隔了，双方只是哽咽着，简单地告了别。
绛年、老友施蛰存、杜衡、穆时英、刘呐鸥、胡秋原以及施蛰存的父亲、望舒自己的姐姐等都到码头上送行。他们一起照了几张相片，后来施蛰存选了两张登载在《现代》月刊上，其中一张是望舒与绛年的合影。
一行人站在码头上初秋的风里，而望舒已经下到了甲板上。
船快要起航了。江面上水雾还没完全散尽，整个水面像一张离人的脸，瑟缩着，淌着泪，汽笛舒缓、低沉地鸣叫着，如同呜咽。此情此景，望舒感到几乎难以忍受，但他强行不让眼泪流出眼眶。绛年毕竟是女人，早已哭成了泪人儿。望舒赶紧写了张纸条，胳膊使足了劲，扔向绛年，一边顶着风大声喊着：“绛年，别哭。”但是，那纸条很不情愿似的，轻易地被风刮向水面，绛年迅猛起身追赶，但没有追上，眼看着它像一支断翅，贴在水面上，浮荡了一会儿，便彻底湿透，然后渐渐下沉。看到绛年那副可怜楚楚的模样，望舒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一边挥泪，一边挥手，望着那一行友好。只见绛年也踮起脚尖，使劲挥舞着一方白手帕，仿佛是一羽即将起飞的鸽子，动人极了；望舒几乎看呆了。直到整个码头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那方手帕似乎还在他眼前飘荡。
那些日子里，望舒特别疲惫，一是出国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二是他心里感受极为复杂、紧张，所以身心交瘁。回到船舱里，望舒一下就倒在床上，呆呆地倚躺了很久。思绪不断地在心头翻涌。他感到疑惑的是：自己到底为何要万里迢迢地去留学？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绛年的要求。但是这要求绝对合理吗？他为什么要顺从她？顺从的意义又何在？难道仅仅是以为他爱她吗？望舒进而又觉得后悔。他在日记中说：“现在我全然后悔远去法国的轻率而愚蠢的决定。离开所爱者去远方是为了什么？如果可以，我真想返回，永远在所爱者的身旁，母亲、父亲和好朋友，这不就是世上生活得*快活的人了吗？”1想起所爱者，他心里稍稍平衡了一些，因为经过了那么多的痛苦，绛年终于订婚，使自己的爱有了着落，心有了归宿，婚姻有了希望，这是他*感欣慰的。他原打算此去法国待上三四年，弄个文学博士学位回来，一方面满足绛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算是对光宗耀祖有个交代。但临行前，当他跟绛年商量，希望她能去法国陪读时，绛年并没有爽快答应，使他不免心生疑虑，*后，他说自己只去两年就回国跟绛年完婚。他拿出绛年送给他的信物——一条项链，戴在了脖子上。绛年那娇滴滴的叮嘱仿佛又在耳旁回响：“你要永远爱着我，永远想着我。”
由于海上旅行的极端寂寞，他不断地给绛年和朋友们写信。除此之外，他几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他怀着浓愁，想着家，想着绛年。他晚上睡不着，起身走向船舷，久久地仰望明月、星星和茫茫的大海。
那时，从中国去法国，走海路需要整整一个月，兴致好的可以在旅途中谈一场恋爱。钱锺书的《围城》中有过漫长航程中男女谈恋爱的描写，只不过小说中的方鸿渐、苏文纨他们没有谈成；而现实生活中的冰心和吴文藻却是在类似的航行中谈成恋爱的。
由于旅程太漫长，太寂寞，船上给乘客安排了一些娱乐项目，如跳舞、赌博、唱歌、喝酒等。望舒没有余钱也没有时间去赌博，他虽然一度酷爱跳舞，但*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基本上戒舞了，因为他忙，更因为他有了绛年，他不应该也不愿意再去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灯红酒绿。在船上，他只偶然地去跳过几回。由于他经济上一向拮据，这回出国，又借了相当一笔钱，所以他得赶着翻译东西，来挣点小钱。他在船上，试图多译点阿拉贡的作品；但由于没有心思，他译得并不多。
也许是为了调节旅客们的烦闷心绪，船每到一个港口，他们都被允许上岸观光、购物。有些地方可以停留一两天，不失为一种相当不错的旅游方式。望舒跟大多数旅客一样，喜欢到岸上去欣赏异国情调，但由于囊中羞涩，他几乎没有买东西。不过，每到一处，他都要寄一批信。其实，他在整个航程中，做得*多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写信了。
10月11日，船到香港，望舒**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只是散散步而已，他觉得，在晨雾中，远远地眺望香港，“它像一座魔术师的城堡”。
10月14日，船到西贡时，望舒的舞兴突然上来了，他跟几个旅伴一起，找了三位安南（即越南）姑娘，到当地*好的舞厅，着实玩了个尽兴。
10月19日，船到新加坡。土著人划着小船争抢着靠近邮船，向旅客们伸手要钱。望舒他们出于好玩，也是遵循惯例，把钱扔进水里，让那些土人下水去找。有些动作敏锐的，还没等钱完全沉下去，就捞上来了；有些水性好的，一直潜水到海底，把分币捞上来。有一个老头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他可以一只手迅速伸到水中去抢硬币，另一只手里还夹着雪茄；脸上则露出从容而得意的笑容。居然没有一个硬币遗留在水底，这使望舒他们大为惊讶。其实，这种无聊游客取乐的风俗在好多作家的笔下都出现过，如英国的毛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