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神之泪

第二部分：终结（从古代到现代）
Ⅱ．基督教时代
2． 情色在绘画中的重现
中世纪在绘画中赋予了情色一个位置：它把情色流放至地狱！这一时期的画家为教会工作。而对教会来说，情色就是罪。绘画只能把情色引入一个方面，那就是审判。只有地狱的再现——只有罪恶的令人厌恶的图像——能够为情色提供一个位置。
从文艺复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甚至在中世纪的形式遭到抛弃之前，自艺术爱好者购买情色作品的那一刻起，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德国。那时，只有*富裕的人才有钱定制世俗绘画。版画没有那么昂贵。但版画的费用也非所有人都担负得起。
这些限制不得不被考虑。那些绘画——或那些版画——给出的激情的表达是扭曲的。那些绘画和版画不像中世纪的图片一样引起普遍的反应，民众的反应。但民众本身已服从激情的暴力：暴力能够在一个被稀释了的世界里运作，从中就浮现了那诞生于黑夜的艺术。
无疑，我们应当考虑这些限制。那些绘画——或那些版画——给出的激情的表达是部分地扭曲的。那些绘画和版画不像中世纪的图片一样传达了一种共同的情感。然而，激情的暴力就在这种诞生于宗教世界之黑夜，诞生于幸存之世界的情色艺术里运作，那世界虔诚地诅咒一切肉体的作品……
阿尔布雷特?丢勒（Albert Dürer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巴尔东·格里恩（Baldung Grien）的作品再次回应了这白日的不确定性。因此，它们的情色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令人心碎。它没有在一个轻易打开的世界里得到肯定。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道摇曳不定的，甚至严格地说，狂躁不安的光芒。的确，克拉纳赫的裸体贵妇的巨大帽子回应了一种对挑逗的痴迷。今天，我们变得如此轻浮，以至于我们不禁对之发出笑声…… 但面对他描绘的那根从胯部把受害者撕开的长锯，我们流露的就不只是一种愉悦的情感了……
自一种遥远的、往往粗暴的情色进入这个世界以来，我们就面对着情色和施虐狂的可怕结合。
在阿尔布雷特?丢勒那里，情色和施虐狂的联系几乎不少于克拉纳赫或巴尔东?格里恩作品中的情形。但巴尔东?格里恩恰恰把情色的吸引同死亡联系了起来——同一种无所不能的、可怕的死亡图像联系了起来，但那样的死亡也把我们引向了一种充满魔力的魅惑感——他把情色的吸引同死亡，同死亡的腐烂，而不是痛苦，联系了起来。不久，这些关联消失了：样式主义将把绘画从中解放出来！但直到18世纪，一种自身肯定的情色才为世人所知：浪荡的情色。


18世纪的浪荡与萨德侯爵
在18世纪的放荡法国，一种根本的变化产生了。16世纪的情色是沉重的。在安东尼?卡隆那里，它能够与一种狂暴的施虐癖携手并行。
布歇（Boucher）的情色趋向于轻盈。轻盈能够出现，只是为了给沉重开路……笑声有时也为一场大屠杀搭建舞台。但那时的情色对以之为前奏的种种恐怖一无所知。
布歇应该从未遇见过萨德（Sade ）。的确，不论萨德一生迷恋的是怎样的恐怖之过度——它们构成了其书中的凶残叙事——他仍可以发出笑声。然而，我们知道，在那段把他从马德隆奈特监狱押到皮克普监狱的旅程途中——如果不是热月政变，这段旅程的终点会是绞刑架——萨德有过短暂的停留，并厌倦了眼前大革命的斩首场景……可萨德自己的生命——他在监狱里待了三十年，但他特别地用不计其数的幻想来充实他的孤独：他幻想可怕的尖叫和流血的尸体。只有想象那不可容忍的事情，萨德自己才忍受了这样的生命。在萨德的狂躁中，有一场爆炸的对等物：既把他撕碎，又无论如何令他窒息。


戈雅
萨德的孤独的悲伤所敞开的难题，不能用一种只是玩弄词语的令人厌烦的努力来解决。唯有性情每每回答了人类生命的终极问题。唯有鲜血的流动回应了克服恐惧的可能性。每当回答在性情的突变中被给出时，那只意味着性情的突变。严格地说，我已从萨德的语言中提取了一个暴力的运动（但萨德的晚年使人认为，死亡临近之际，他陷入了阴沉的倦怠）。
问题没有把一种合理的观看方式同另一种不合理的方式对立起来。它把相互矛盾的神经状态对立起来，那些状态*终只能由镇静剂或补药来疗治……
问题仍在我们身上引起阵阵刺痛。只剩一种可能：用一个消沉恐怖的典范来对抗狂暴的典范。萨德和戈雅（Goya）大约生活在同一时代。萨德，身陷囹圄，有时狂怒至极；戈雅，失聪了三十六年，被困于绝对耳聋的牢笼。法国大革命激起了两人心中的希望：他们都对以宗教为基础的旧制度怀有一种病态的憎恶。但一种对过度痛苦的迷恋特别地把他们统一起来。戈雅没有像萨德那样把痛苦和淫乐相连。然而，他对死亡和痛苦的痴迷包含了一种近乎于情色的痉挛的暴力。但情色在某种意义上是条出路，是恐惧的一个可耻的出口。戈雅的梦魇，如同他的失聪，禁锢了他，以至于从人的角度上，说命运更为残酷地禁锢了萨德或戈雅是不可能的。无疑，萨德在心智失常之际，依旧有人的情感。至于戈雅，他在其版画、素描和绘画中抵达了彻底的精神迷乱（而的确没有违背任何法律；此外，萨德大体上仍有可能处在法律的限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