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材:李白传(精)

**章??仙人之间 写一部诗人李白的传记，不是易事。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知道三皇五帝、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是何人者为数不少，可不知道诗人李白的人几乎没有。一千二百多年了，他活在世人的仰慕之中，活在楼台酒肆的莺声燕语、弦索琴音与推杯换盏里，活在老人捋着胡须、孺子牙牙学语便知“床前明月光”的口口相传之间，活在“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超迈飘逸的诗章里，亦活在野史、奇闻轶事与久远的民间传说之中。这样一位诗传中外、名垂千古、震烁古今，用余光中的话说“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诗人，在唐代便声名远播、卓著辉煌、备受崇仰，逝去后诗文仍代代相传、妇孺皆知，一千多年来研读者无数，为这样的诗人立传，哪怕只有少许的属于自己的发现，见一点新意，也颇为艰难。然而，出于对太白其人其诗由衷的喜爱，我虽愚笨，但肯下功夫，一个写诗的人或许更能理解诗人的心态、性格，更易为其豪气及其一生的悲剧所感染，体味其天成的神来之笔的可遇而不可求。故勉力为之，亦将其作为汉诗探究的一次寻根之旅。 林语堂先生写《苏东坡传》时，曾言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而了解一个活着的人反倒不容易。因为活着的人离我们太近，为人处世仍有变化，且每个人总有些秘密，其秘密的精彩处往往在其死后好久才会泄露出来。这话有他的道理，是就其所喜爱、熟知的东坡而言。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翔实、丰富的材料，离我们越远的人，则越不容易了解。写活着的人比写古人还是要容易些。因为在同一生存环境之下，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事情总比资料更为可靠，关键是既要知其人，也要知其心，如果与被写之人无话不谈，并为挚友，写起来自会得心应手。 就李白而言，诚然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研究李白的文章浩如烟海，小说、民间文学亦不罕见。可人们津津乐道的，大都是他的奇闻轶事、故里传说，正史《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李白传》极为简要，亦有差错。李白在世时留下的可靠记载，以及他写的“自荐书”等，大抵也不超过五千字。好在他的诗虽十丧其九，仍留下一千余首，所谓诗如其人，雁过留声，从诗文中不难看出他读书学剑、求道寻仙、辞亲远游、待诏翰林、浪迹天涯的行踪故事；他的狂放不羁、诗酒人生、胸怀大志、梦境破灭的悲剧性格；其诗的率真纵逸、气体高妙、雄奇迅快，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入脑入心，所谓咏之令人飘飘欲仙的感受；以及他忽为游侠，忽为道士，忽为纵横家，忽为皇帝的宠者，忽为隐士，忽为阶下囚，忽为狂人，忽为酒徒的变换多重的身份，复杂的思想，多重的人格；那种“长揖万乘”、平交王侯、戏谑奸佞的气度，打破一切羁束、崇尚自由的浪漫精神……而从唐至今的不可计数的研究者，不厌其烦的考证、追寻、辨析、猜度，对其人其诗的认知、欣赏、争论，可谓时有新见、深入通透、细致入微，对李白扑朔迷离的家族、出生地、年龄等无法穷究、各执一词的追索，已有了大体的共识，一些无解的命题亦有独出心裁的见解，从不同的角度，加深了对李白的认识和理解，令人深思，给人以启迪。 其实，千余年来，李白已经被神仙化了。从他出生其母“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已有了太白金星降世的伏笔。所谓“复指李树而生伯阳”，为葛洪《神仙传》卷一老子出生的典故，老子字伯阳，出生后就能说话，指李树为姓，而在西域隐姓埋名的李白之父归蜀指李树而复姓，亦认为生子便是伯阳再生的缘故。及至后来他求仙学道，仗剑游侠，被称为有仙风道骨，贺知章读其诗惊叹其为“谪仙”，亦有人称其为“诗仙”“酒仙”。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称其诗为“天仙之辞”“力敌造化”，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则称“鬼出神入，瞠若乎后”。《沧浪诗话》言其诗为“太白天仙之词”。《迂斋诗话》言：“世传杜甫诗，天才也；李白诗，仙才也；长吉诗，鬼才也。”《居易录》戏论唐人诗，则称：“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李白飞仙语，杜甫圣语，李贺才鬼语。”更有甚者为宋代徐积的崇尚，称不知几千万余年“忽生李诗仙”，盖有诗人以来，其未尝见“有如此之人，有如此之诗”……而《广列仙传》所载更为离奇，言白居易之后人白龟年在嵩山赏景，有人对他说“李翰林相招”，见之，视其人褒衣博带，风姿秀发，曰“吾李白也，向水解，今为仙矣。上帝令吾掌笺奏，于此已将百年，汝祖乐天亦已为仙，现在五台掌功德所”。遂送白龟年《素书》一卷，称“读之可辨九天禽语、九地兽语”。后白海琼亦言：“李白今为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这样的杜撰想来与太白醉后乘舟水中捉月而死，骑鲸升天该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民间传说中的《铁拐李点化李白》《勇斗白龙》《诗镇石牛》《李白与白鹤大仙》《玉皇降宝灯》等一些在李白故乡江油流传的李白少年时代的故事，亦将李白传为完人、仙人，足见故里的乡亲对诗人的尊崇和爱戴。 或许，正是一千余年来李白奇人奇事奇诗的持久流传、解析、演绎、猜想，让人们心目中的太白超越了其本身和他的诗，已被塑造成失去本真的另一个李白，再造为与人们的心理期待息息相关的虚拟的形象。这是自“焚书坑儒”以来中国饱受权势的摧残、凌辱、压制的士人扬眉吐气，激活主体精神与创造力，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与自由理想的寄托；也是善于造神拜仙的老百姓千余年来所梦想的“布衣为相”“一步登天”，以及在贪官污吏的屠戮、压榨甚至九死一生的悲惨命运之中寻求解脱，让一身豪气傲骨、蔑视权贵、戏谑王侯的李白代其出一口恶气，表达那种强烈而又复杂的世俗心理。我想尽管李白生前目高于顶、狂傲自负，对“谪仙”“酒仙”“诗仙”之名颇为自得，声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即自比管仲、晏婴、诸葛亮，成为国家重臣，“居卿相”“佐明主”“安社稷”“济天下”，可当他处处碰壁，虽心有不甘，理想破灭，*终在穷困潦倒中逝去，他也不会想到死后竟会获此殊荣。如果他能真的复生，大抵也不会认识后人重塑的另一个自己了。看来理想也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而后人再造的太白，亦是想象中的形象，为仙为神，已和真实的李白相去甚远。 自然，真实的李白虽然狂放飘逸，卓尔不群，胸怀鸿鹄之志，诗酒风流，开一代诗风且影响深远，是数千年来中国仅有的几位伟大的诗人之一，不知养活了多少以探究其人其诗为业的研究者。可太白非神非仙，也只是个有血有肉的诗人，有独特的个性，堪称奇异的创造力，亦有人性的弱点。一个有难言之隐的家族，没有在册的谱系记载，却高标家世，与皇室联宗；于渴求入仕及困厄之时屡屡向有地位者上书自荐，请救援引、救助，亦难免有奉承溢美之词与浮夸之嫌。至于其常泡在楼台酒肆，烂醉如泥，或携妓遨游，虽然是士人通常的风气，尚可理解，亦是其从俗的一面。 李白有积极入世的宏伟抱负，一生梦想着建功立业、匡扶社稷，济苍生、安黎元，直到死前还想抱病投效李光弼军幕，可功未成，身已退，不得不哀吟着绝笔《临终歌》赍志而殁。年少时写《大鹏赋》、临终亦以大鹏自喻的诗人郁郁而不得志，于悲凉中逝去，也只能酿成一场悲剧的结局。 从李白的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一个以高度自我为中心的诗人，主观色彩异常浓厚。诗作为一种主观的创造自然不能没有自我，即使展示一个时代也是诗人自我表达的主观感受，诗人以自我的体验和洞悟折射时代精神，体现诗人对人生、自然、社会的认知、判断和理解，继而形成一种创造。太白所留下的诗大都篇中有我，诗行中直接写出“我”“吾”“余”“予”“李白”等比比皆是，其诗自我意识极为浓厚，直抒胸臆、雄丽奇崛、玄思骚想，开阔博大且深远的境界，独有的气韵确给人心灵以震撼。然而，一般而言，诗人毕竟不是政治家，其本质上正如玄宗所言“非廊庙器”。以高度的自我为中心写诗自然符合诗之创作的规律，可目空一切，以喜走极端的为诗之道为政则只能南辕北辙，这恐怕也是太白悲剧的缘由之一。诚然，诗人有凛然正气，执着且纯净，可在相互倾轧、宫闱争斗、阴谋、陷阱、口蜜腹剑、邀功争宠、充满血腥、摧眉折腰，甚至在鹦鹉面前都不敢说话的宫廷之中，一个孤傲自负、醉酒贪杯、只说真话的诗人是无法立足的。况且太白亦只是个文学侍从，只让其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观花赏景的唱词，做一点皇家气派中的点缀，写那些无骨的带着纸醉金迷和脂粉气的东西，无异于男性宫娥。或许，正因为他被“赐金放还”，不再当吹鼓手，其颠沛流离、饱尝苦难的生涯，倒造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与中国多数的士人一样，得意时是儒家、纵横家，失意时则是隐者、道家，貌似清高，其实骨子里总念念不忘其荣耀至极的“御手调羹”“步辇以迎”，梦想着重得恩宠，再入宫廷。 我是将太白从仙还原为人来看待的，纵然他是诗人、奇人、狂人，才气横溢、名传千古。西人称“人是天使和野兽之间的中间物”，人非仙非神，而有精神；非禽非兽，但有动物性。而精神是文化造就的，故有先哲的训导，有道理伦理、善恶之分。可人毕竟由兽而来，人性与兽性同时存在于躯体之内。其实，所谓神仙也是人造的，面目和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人之虚幻的长生不死的梦想。纵然“食色”是人的本能，志在仁人流芳千古，可人性之大恶，欲望与无止境的贪婪却比兽性可怕得多。虎毒尚不食子，可宫廷里的骨肉相残、弑父杀兄灭弟之举屡见不鲜，帝王的一念之差，不知要有多少人头落地。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则是再凶残的野兽也做不出来的事。 诗如太白者古来鲜见，数人而已。其天赋奇才，被想象成仙人，可见对其尊崇至极。可从人的生物性着眼，据说，正常人与白痴的区别，只是甲状腺中多一点儿或少一点儿碘的区别；那点儿碘质，在药房中买来只值一枚镍币。或许天才如李白者，大抵也是甲状腺中含碘多一点儿吧。而人的性情异于常人，与人的脑白质有关，“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李白，若让葡萄牙的精神科医生、诺贝尔奖获得者莫尼茨施行脑白质切除手术，则立刻会变得俯首帖耳，近于憨实。自然，这是我的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