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陷阱:美国政府如何保护海外商业利益

帝国陷阱 上述发现显示出某种“帝国陷阱”的可能，因为，只要美国某届政府承诺代表美国投资商出面予以干涉，就使得未来的政府要想避免此类干涉就更加困难。如果某位总统令人信服地承诺动用美国的强大势力保护在外国的美国财产权益，那么，这个国家可预见到的投资风险就会降低。更多的资本就会大量涌入，提高该地区投资商的政治影响。另外，投资商（历史事实上）将会预见到，承诺适用于相类似的国家——事实上，这类国家都将变得更具吸引力，投资商们只需要预见到承诺应用的“可能”，更多的美国资本将会涌入。未来的政府可以拒不履行含蓄的承诺——只要政府愿意对抗这些投资的所有者。这样一来必须带来政治成本，政治成本越大，投资商拥有的财富所面临的风险就越高。简言之，代表海外投资商进行的成功干涉，将引致更大的海外投资；而这些更大的海外投资一旦受到危险，又会制造更大的干涉压力。结果就形成一个“帝国陷阱”，而落入这个陷阱，美国政府就会发现，很难抵抗保护美国海外财产利益的强大压力。 投资者的困难在于，美国的总统们有诸多理由避免代表投资者的利益动用美国的强大势力。选民肯定不认为私营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有些选民可能会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而反对干涉。其他一些人反对干涉的原因在于，干涉使已知的成本效益测试失败。毕竟，鉴于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海外投资带给选民的利益通常都比较少。从另一方面说，卷入外国困境的成本有可能显得突出的昂贵。此类困境并非一定是军事麻烦。举例来说，与某个没收美国海外财产的外国政府发生经济冲突，可能导致该政府垮台，进而需要高额的不断资助以使该国的继任者稳定国家。同样，秘密行动有可能引起恐怖活动或其他类型的反击。*后，公众可能反对干涉，因为，公众对这些失去财产的国人们缺乏同情。举例来说，1929年持有拉丁美洲债务的银行家和债券持有者们，几乎没有任何同情心——根本不愿意支持海外投资者，因为它造成高额国内政治成本。 总统们对避免干涉也有他们战略考虑。美国有诸多利益，而保护私营利益可能使那些利益置于危险之中。举例来说，对没收美国财产的某国政府施加制裁，就要冒着促使该国政府与敌对势力结盟的风险。军事干涉的成本可能非常昂贵，可能触发目标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应，而且要联合其他地区所需要的军事力量。非军事干涉也冒着激怒其他友好国家政府的风险，招致大众的愤怒，进而反对在目标国家经营或交易的所有美国企业。更糟糕的是，任何形式的干涉，都要冒着激起目标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愤怒的风险。（美国）对外投资微不足道的价值与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抗衡，以及美国战略利益的多重性，都对干涉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因而，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商面临的，是典型的集体行为问题中较为不重要的一面：美国政府的强大势力足以保护海外投资商，但是，海外投资商的利益与美国整体利益相比，还是比较小。（这两个事实相互关联：美国政府有能力保护海外投资商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实力远比海外投资商所投资的那些国家强大。）因此，海外投资商必须说服政府动用其实力，代表他们的利益，根本不考虑他们属于少数，也不考虑此类行动会带来政治和战略成本这一事实。 作为一项实践经验的实务，20世纪的美国投资商，在压制国内反对派和战略利益方面普遍获得成功。他们所运用的特定政治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已发生变化。20世纪初期，海外投资商绝大部分都是动用个人的政治关系以影响政策。随着帝国陷阱这一模式开始实施，个人政治关系变得更容易。之后，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期，投资商们开始运用更为复杂的战略，将保护他们的利益与政府当时高度重视的其他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投资商们鼓动公众和国会舆论，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些公司试图将国家利益，如反对共产主义，与他们的财产权益捆绑在一起，争辩说，保护他们的收入来源，对否认敌对国家诸如此类的收入来源发挥了有益的影响作用。美国各类公众认为，没收他们同胞的财产，就是针对美国的攻击和损害。其他公众担心，一个国家对美国财产的没收得到允许，其他国家可能会随之效仿，如此这样，在某个时刻，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有可能高达一定程度，足以影响到公众他们自己的利益。诸如此类的担心并不一定是现实；它们只需要被人们相信。干涉成本往往都是分摊，范围覆盖全社会，借助了所有这些战略，海外投资商正是从这一事实中受益。同样，私人投资商也从干涉手法的变化中获益：拒绝资助的政治成本，或采取秘密活动低于（至少在短期内）封锁港口或实施财政破产接管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