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雨文丛Ⅳ 古有憙

徐森玉先生轶事 我生也晚，肯定是无缘领略过徐森玉先生的风采。不但如此，甚至在师友中，除了他的几位至亲之外，曾经亲闻森老謦欬的，也不过只有上海的沈津先生和苏州的沈燮元先生两位罢了。沈津先生大概有三五次，曾经对我提到过他的遗憾，他说：“六十年代初，他（徐森玉）有时会来上海图书馆，那时，汪庆正是森老的学生，也是秘书（后任上博副馆长，2006年不幸去世），每次来之前，就会打电话来通知，说‘森老要到上图，请顾馆长准备’。顾馆长即是顾师廷龙先生，我的老师。于是，我马上通知门口传达室，森老的汽车一到，马上告知我。森老的汽车是一种老式的小车，上海滩上很少有的，那个年代里，一般领导干部是没有专车的，森老是例外。上博在河南中路16号，上图在南京西路325号，都在黄浦区，小车一开，十分钟就到。所以，顾师即早早率潘师景郑、瞿师凤起先生、吴织和我马上出办公室，到三楼口的电梯旁列成一排恭候。不一会，楼下便会传来森老那中气十足、声若洪钟般的声音。森老胖胖的身驱，拄着拐杖，在我们的办公室不会待很久，一般也就半小时而已。但每次讲的是什么内容，全都不记得了。”所以，关于徐森老的故事，沈津先生也讲不出许多了。另一位曾与森老有过交往的，则是沈燮元先生。老沈先生是在一次电话中跟我偶然说起这事的。他说，他曾经在1952年作为苏南文管委的工作人员，陪同森老等人一起去苏州的西山游览过。而在游览的过程中，还曾发生过一件意外。因为与当地村委没有事前接洽，一行人被当地人怀疑来路不明，竟然在晚上被村民持渔枪等物团团包围，历经盘查之后，确认并非当时尚存的湖匪，这才消除了误会。乍闻之下，我便觉得沈燮元先生所亲身经历的这事极有趣味，就撺掇他赶快写下来。可惜的是，老沈先生生性萧散疏旷，一生闲云野鹤，时至今日，我已催促了他好几次，他老人家总是说不急、不急。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却实在是无可怀疑的。因无论是沈燮元先生，还是我，手头都有当时游览的照片留存。不仅如此，当时偕同出游的，还有大名鼎鼎的顾颉刚先生。在顾先生的日记当中，对于这次苏州之行，其实也有比较详尽的记述： 十一月十二号星期三（九月廿五）：森老、仲章自上海来。文管会同人邀至味雅晚餐……今晚同席：森玉先生、仲章、伯庸、予（以上客），何人骏、徐澐秋、沈燮元、朱犀园、彭功甫（以上主）。 十一月十三号星期四（九月廿六）：七时，与森老、勤庐、仲章、燮元、李协和同上车，到胥门洋桥西山轮船码头，进茶点，八时上船……十时许到木渎，上岸，到石家饭店吃饭，晤石家元小姐。十一时上船。船出胥口，立船舷望太湖，风浪大，无他舟。到鼋山、后堡均小停。到镇夏上岸，步至包山寺，晤罗昌慧和尚，看《径山藏》。宿大云堂。睡后，村干部偕民兵来质问。 十一月十四号星期五（九月廿七）：六时起，游静善堂。回，吃粥……游寺内各部，看叶誉虎藏书、陈子清壁画松及寺内所藏书画。九时出，至灵佑观，入林屋洞。十时许，至镇夏饭。雇舟到石公，游归云洞，在禅院茶。上山至来鹤亭。下，至关帝殿、夕光洞，在石公石婆处照相。三时上船，返镇夏。以无代步，森老行缓，抵包山已天黑矣。在寺晚饭。饭后谈约一小时即眠。 十一月十五号星期六（九月廿八）：六时起，即束装。森老、仲章乘小轮返苏……森老十余年前在昆明白龙潭跌坏一腿，数年前又在南京跌坏另一腿。昨去西山走路稍多，遂不克任。本拟游东山，今日只得分手矣。以极好游之人，竟不如愿，甚哉，老之可畏矣！ 有意思的是，一般来说，这种乌龙事件偶然发生一次，也就罢了。可其实就在一年之前，徐森老竟然已经遭遇了一次类似的场景。2012年12月23日的《东方早报》之《上海书评》版中，发表了蒋炳昌先生的《亦师亦友郭若愚先生》一文，中间说起了他亲耳闻听于郭若愚先生的一桩趣闻。文中说道：“1950年森玉先生得知安徽寿县李家集出土了一批楚国青铜器，很有兴趣去考察，要亲自到当地去。1951年，徐森玉先生由谢稚柳、吕贞白和郭若愚诸先生陪同前往。为了保障此行安全，他们一行到蚌埠后，由蚌埠市政府派一名干部和三名武装警察沿途保护。行至寿县途中，当地民兵看到他们头戴瓜皮帽，身穿皮大衣，误以为是逃亡在外的地主恶霸，密切监视。当天晚上到了寿县，住进旅社后，由于在联系工作上稍有疏忽，跟当地的公安部门发生误会，而被搜查缴械、审问，后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后，才得以解决，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徐森老心情大坏，天明就起程折回申城。这件轶闻郭老告诉我有十余年，至今印象深刻。”这个事情，显然不假，不仅有蒋先生这篇对于当事人郭若愚的谈话的记录，郭若愚本人，在他的著作《落英缤纷：师友忆念集》中所收的《怀念文物工作的先驱者徐森玉先生》一文中也说：“1950年得知安徽寿县又有大批青铜器出土的消息，他（徐森玉）坚决要亲自去一趟。*后决定由谢稚柳、吕贞白和我三人陪同前往。为了保护森老的安全，我们到了蚌埠，再由蚌埠市派了一位干部和三名武警战士沿途保护。这次行动，因为在联系工作上稍有疏忽，在寿县和政府公安部门发生了一些小误会。”这里说的“小误会”，无疑指的就是上面蒋先生所说的这事。另外，在郑重先生的《谢稚柳系年录》中，也曾经记录到这件趣闻。为了落实消息来源，我曾特意致电郑先生询问，据他说，这事的经过，他是得自谢稚柳先生所言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两位当事人都曾有所记述的，其确切性是无疑的。 这两次事件，现在记述起来，颇觉有趣。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恐怕并非什么甜蜜的回忆。而其中反映出的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也实在值得我们留意。 原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