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柳暗花明 谈到中共中央转而坚决采取和平让步的态度，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1月20日的重要政治指示。该指示到达的日期多半是在22或23日左右，已知中共中央是在24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的。该指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评前此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及南京的政策，一是建议在争取同南京和解的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 指示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能受挫，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亲日派在搞阴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中共中央固然改变了以前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政策，但是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中共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所确定的方针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方针实际上意在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把在事变期间同蒋介石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的屈服，并且把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合作视为反对南京的联盟。所有这一切，只能助长亲日派的气焰并为其制造内战提供借口。指示明确要求，立即把党的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切实停止内战，争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并应在这方面向张、杨及其军队施加各种影响。只是在亲日派调动军队向自己进攻时，才可以进行自卫，但无论如何自己不要为这种进攻提供口实。 共产国际的批评是否完全恰当，在中共中央方面并无多少争辩的余地。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共领导人因此相信就自己此前的政策完全就是错的。很明显，中共中央必须承认，在蒋介石释放之后，认为蒋已经投降，把蒋承诺的条件公开宣布，这是是很幼稚的。过高地估计西安事变的成果，相信可以因此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也是不妥的。但如果说在1936年8月政治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政策，这是没有人能够接受的。可以肯定，中共中央当时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指示，改变了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再主张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也要求张学良去与蒋介石说和。问题是蒋介石不要和，一定要消灭红军，宣称中共是汉奸。当然，人人都了解，中共中央在策略上与共产国际有一点是不同的。这就是，中共中央实行的是“逼蒋抗日”。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强调的只是用群众及其舆论来“逼”，“但我们还主张利用张、杨、阎、李、白、刘逼他”，即利用同各种地方实力派或反蒋派的力量来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就是这种逼蒋政策的结果，同样事变后的对抗也是这种逼蒋政策的继续。 这样究竟对不对呢？多数中共领导人明确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这种方法也未尝不对”。这是因为，在当今中国，不论是要想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重视自己，使其改变错误政策，实现与南京的联合，还是为了保障革命的利益，坚持党的独立立场与红军的存在，“力量问题都是不能忽视的”。当然，他们也承认，这种策略实行起来确实也是相当困难和复杂的，它确实可能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这样逼，造成了内战，当然是不好的；如果逼和了，那就是好的”。重要的仅仅在于结果如何。因此，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的实际作用，多半也就在于，它使中共中央开始更加明确地把争取和平视为其一切行动和政策的依据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5日之后，中共中央更加强调和平的方针，而在得到张冲的来电之后，会更进一步下决心，不惜再作让步也要同南京和下来。 然而，在这个时候，不仅打不容易，和甚至比打还要困难。本来东北军年轻军官就反对让步，情绪激昂，如今见中共代表步步退让，更是心怀不满。本来杨虎城因西安事变就已经整整丢了一个军，如今更是担心让中央军控制西安及陇海路沿线，地盘没有了，余下的部队迟早也会被蒋介石逐步分化和吃掉。即使是东北军上层将领，此时的态度也颇犹豫，步步退让的结果，是不是连张学良的出路也不争了呢？唯一能够驾驭东北军这驾马车的张学良若回不来，东北军难道还会有自己独立的前途吗？因此，越是到妥协关头，西安的空气就越是紧张，人心就越是混乱。 26日白天，西安与潼关谈判的代表仍坚持：（一）首先给张以名义；（二）中央军离开甘肃，至少天水以西不驻兵；（三）红军一部驻陕南；（四）十七路军在西安驻两旅。顾祝同开始时同意：（一）给张名义问题撤退后即可照办；（二）中央军原驻陕甘十四个师，可调三十个团出甘，但必须驻天水，宝鸡至西安线至少驻十个团；（三）红军不能驻陕南；（四）十七路军只能在西安驻一个旅。但蒋介石得知后很快否定了关于张学良一条，强调恢复张学良公权，须国府委员会决定，西北问题未解决之前，事实上不能为之呈请。“彼方如相信我，即应完全相信，如不能相信，则不必再谈”。 面对这种情况，西安方面决策层内部意见严重分歧。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出面承担放弃为张学良争取自由的责任，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几乎一致强烈反对，非要南京对张学良回陕作出明确担保不可，即使是此前倾向于妥协的东北军将领，这时也变得犹豫畏缩起来，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作主，且部队根本不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