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覆没: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 《尚书·禹贡》把天下分为五个同心而具有阶级性的地区，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蛮夷属于要服，他们需要中国的控制管理，每三个月贡赋一次，而戎狄则属于荒服，相对于蛮夷离中国更远，因此他们只需一年贡赋一次。顾颉刚先生在《禹贡注释》中认为，“侯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唤作“绥服”，这是介于中原和外族间的地区，应当给它安抚和羁縻，所以一方面要在那里推广中原文化，一方面又要整顿武备来保护甸服和侯服的安全。“绥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唤作“要服”，“要服”以外四面五百里唤作“荒服”。“荒服”“要服”都是外族所居，同时也是中国流放罪人的地方。“照这般说来，那时的天下（ 甸、侯、绥、要、荒）共计方五千里，中央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 甸、侯、绥）所谓‘中国’也者，是方三千里，而直属于中央的王畿（ 甸）则只有方一千里。” 对历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个规规整整的区划，史学界一直有争论，但重要的是，它说明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就是如此。 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在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 后简称“夷狄”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语·周语 中 》：“ 夫 戎 狄， 冒 没 轻 儳， 贪 而 不 让。 其 血 气 不 治， 若 禽 兽焉。”“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 在现实中“华夏”不能不与“夷狄”接触，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夷狄”，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夷狄”，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夷狄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