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汉译名著本）》：　　诺维科夫深信，嘲笑罪恶，比往往只能引起索然无味之感的训诫，更能减少罪恶的作用。但是如果讽刺作家仅限于一般地嘲笑某种罪恶，那么，在染有这种罪恶的人们中，便会没有一人将这种嘲笑算在自己的账上：任何人都会以为这是指的别人。因此必须给以暗示，使某一犯了罪过的人由于这种暗示而理解到作者所说的就是他，而不是任何与他相近的人。“真理爱好者”在描述前面所说的官吏普罗拉兹的行为时写道：“我断言对人而发的批评更能改正罪恶。”但是就这样，也要做得十分谨慎。必须使对某一人，对某一犯了罪恶的人所发的暗示，不为大家所了解。“不然的话，如果把这人写得这样明显，以致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是他，那时，这犯有罪恶的人便不会改正，而会除了旧恶之外，增加新恶，亦即增加仇恨。”　　从这种实在说是很幼稚的意见里，可以看出诺维科夫和他的思想同道们所谓“指名道姓的批判”只是单纯地揭发个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官吏普罗拉兹的例子和在《雄蜂》、《绘画》等杂志上看到的许多其他例子证明，“指名道姓的批判”主要是要暴露“掌握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们。“真理爱好者”要求对被揭发者保持慎重态度，也许不只是表示他们担心为大家所了解的暗示会产生过于强烈的心理作用，而且表示他们害怕被揭发的达官大吏会进行报复。　　讽刺作品在其发展的初期到处都是“不顾情面的批判”。但是，无论其*初的步子或其进一步的发展，都依据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取得了不同的形式。众所周知，阿里斯托凡的喜剧，也是“不顾情面的批判”。但他生活在民主制的雅典共和国，享有极大的言论自由，不怕对犯有恶行的人提出指名道姓的批评。相反，在叶卡捷琳娜的俄罗斯，对于当权的达官大吏的哪怕是极为小心的暴露，也会给揭发者带来巨大的麻烦。像女王一样，达官显贵们都认为一般描写罪恶，比“指名道姓的批评”好，而且比具有“逗笑精神”的著作则差得多。当然，讽刺杂志自应招来发自他们的巨大不快。　　由于讽刺作家（如果不辜负这个称号）是很难用“逗笑的精神”来写作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俄国讽刺一暴露作家的处境，很快就变得十分艰难。1769-1774年间讽刺杂志在许多场合里由于不由自主的情况，一个又一个地停闭了。不言而喻，它们的消失，不能使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需要得到满足。因此，由于对讽刺作品的需求没有消失，遂不时出现了新的讽刺刊物。但是它们所遇到的困难，并未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少。相反，由于伏尔泰的女弟子愈来愈加明白法国新理论的实际意义，这种困难是愈来愈多了。当革命的风暴在法国勃然兴起时，事情变得完全不可收拾。这时，俄国一些作家受到凶残的迫害。诺维科夫和拉季谢夫的命运，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女王的不满，波及当时还很年轻的克雷洛夫，这一事实却不是那样为人所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