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明斋诗文集

　　《长明斋诗文集/东莞历史文化专辑》：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　　大同社会主义之产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时代。当时在整个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方面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屈服投降并逐渐依靠列强来支持其统治；另一方面就是广大的民众在内外双重压迫下，开展着广大的反对清朝统治的群众运动。在这期间（1842—1886）掀起了延绵15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国的原有藩属琉球、安南等更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就在其“感国难、哀民生”的社会环境中，在“耳闻皆勃豁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的景况下形成。　　大同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在1887年。就时间上说，差不多在一世纪以前，西欧各国已流行着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了，而且在19世纪初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影已踯躅全欧，那么大同社会主义有无受西欧这个先进思想所影响？梁启超说，《大同书》——康氏大同社会主义的中心著作——是康氏个人所作，无依傍、剿袭。又说：“其时西学初入中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康氏）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梁著《康有为传》）而且康氏屏居独学于乡里著《大同书》前后（著《大同书》时才27岁），还受其师朱九江的强烈影响。据此看来，康氏的大同思想，显然未涉猎西欧这种进步思潮了。然而，那时正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而康氏所居又是与外国发生关系*早的广东，耳闻目染，亦多少要受些外来思想影响。这在《大同书》内论及中“外”古今的史述中，略可以看到一些零碎的片断。　　此外，康有为大同社会主义的产生，*重要的是受这古老的中国几千年来陈旧典籍的熏染，是从经学的空气中陶冶出来的。这可以从他幼年的经历中看到：“……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祖父赞修，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日‘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日圣人圣人也……其理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梁著康氏传）。他自己称：“为士人者十三世，盖积中国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及汉唐宋明五千年文明而尽吸饮之。”（《大同书》）经过这样的门第、学历的康有为，其演绎和牵托古“圣贤”的思想当然不是偶然的事了。康氏弟子钱安定氏曾给《大同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大同书者，先师康有为先生，本不忍之心，究天人之际，原春秋三世之说，演礼运天下为公之义，为众生除苦恼，为万世开太平致极乐之作也。”在说明康氏“原”“演”古人的东西这点上，是丝毫没有说错的。　　惟此之故，“大同”社会的理想，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意想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伟大梦想。在孔门学说中则力图使其适应封建制度的理想国，到康氏手上，则和其他的经学家一样，企图使它适应着封建制度逐渐变到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基础。所不同的，只是在新的经济基础上给予某些新的发展而已。　　康氏的哲学思想　　在说到大同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和他改造社会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　　康氏的哲学思想，主要渊源于今文派的春秋公羊传，由孔门派的“性善说”与“天人合一说”等宗教化的唯心论，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等唯心论演绎而来，所以说他是一个主观唯心者是大致不错的。比如他说：“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虽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无以异也。”（《大同书》）就是一个标本的好例。又如什么是作为康氏哲学理论之唯一宗旨的“仁”呢？“仁者何仁？吾神之胄，先圣孔子教非之欤？”（上海强学会序）孔子的教义，就是“仁”的精义。然则孔子的教义又是什么呢？只就孔子的哲学思想中的“仁”来说，无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的思想，在哲学上说来，就是内心决定外界的唯心论思想。所以康氏这位“天禀哲学家”（梁启超称语）的宇宙观，与孔子的唯心宇宙观，并无二致。至于康氏还把孔子神化，把他奉承为中国的上帝，其徒梁启超曾说：“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德也。”此言已道出康氏对孔教是何等颂扬推崇。　　其次，说到康氏的所谓“考证”的方法论，也是和他的宇宙观相一致的。钱穆曾说：“长素之治经，皆先立一见，然后扰乱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考证学中之陆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又说：“有为以好异好博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清代学术概论》）这些话都说得极明白，康氏自己“先立一见”，然后“扰乱”“曲解”客观的东西，以适应他自己纯主观的拟想，这种主观唯心论的表现，可谓臻于极点！　　再说到康氏的人生观。他说：“故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虽人之性有不同乎，而可断言之日，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但是不幸这“千劫皆烦恼”的世界里，“人之生也与忧俱来”（《大同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底下，他觉得只有倡“大同”以拯救这苦难的世界。如果是以不满现实和现实斗争与改造现实的命题出发，这是很对的。但是严格地去分析一下康氏这种人生观，就可以看出：在说到改造社会的愿望时，他只想用个人的苦乐的愿望去冲破与解除这人生的烦恼的羁绊，似乎有点近于虚无主义的思想。但在说到人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苦恼的原因呢？他却说是由于人类投胎的结果。比如他说：“……上立帝王，下设虏奴，贫为乞丐，富为陶朱，尊男卑女，贵人贱狙，华族寒门，别若鸟鱼。蛮獠都士，绝出智愚，灿然列级，天渊之殊，呜乎命哉，投胎之异也。”又说：“天地固多困苦，原投胎之误，实为苦恼之万原。”（同上）这种把封建社会内的身份关系严密固定化的观察的结果，又似乎有些近于定命论的看法。更加上他那促使他改造社会的“不忍之心”的主观动机，几种思想夹杂在一起，显得他个人的思想是异常混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