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理学论集-思想·著作·影响

　　《张载理学论集：思想·著作·影响》：　　让我们先从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说起。　　**种研究主要是将道德理性的天道观基础仅仅归结为宇宙演化的说明，因而它往往是从自然世界之发生发展或人类社会之发展变化的角度来说明宋明理学，并由此以说明道德理性的形成。由于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从宇宙生化论出发的，因而它往往表现出两个明显的偏向：其一即以宇宙论为本体论，视宇宙生化之源为天地万物的本体；其二则是将道德理性归结为一种对自然秩序之扭曲性的认识，或者是从自然秩序之发生发展的角度来说明道德理性的生成。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将宋明理学的道德本体论诉诸汉唐儒学的气化宇宙论来说明。如果从形成的角度看，那么这种研究实际上又是与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相逆而行的：理学所要扬弃的宇宙论，恰恰成为它所弘扬的自然宇宙论或客观天道观；而理学所要弘扬的道德本体意识，则又往往因为其无法理解、无法说明而成为其所批判的对象。这种研究的*大偏蔽就是无法把握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因而总是试图给道德理性以宇宙演化或历史发展的说明。　　第二种研究主要是将宋明理学的道德本体论仅仅作为揭示客观世界的存在论或作为一般认识论来把握，所以它往往将宋明理学概括为一种建立在对客观世界认识基础上所形成的知识论或概念化体系，并诉诸人的一般认识进程来把握——即运用所谓客观存在论来说明理学家的精神世界，运用所谓认识规律来比照、套解宋明理学的范畴关系。所以，对于它所不能理解的关系，则不是诉之以“神秘”来回避，就是斥之为“夸大”来批判。作为一种典型表现，比如对于宋明理学中的格物致知说，人们往往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论的案例来解剖；而对于程朱的天理观，则又往往诉诸认识论的所谓普遍规律来“格义”；至于理学中的知行关系，则又直接以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来定性。由于这种研究往往将理学家的精神世界视为一种存在论基础上认识结果，其方法则以主客二分为前提，因而实际上就等于已经预设了研究者与理学之间的悬隔和距离；而宋明理学的意义，似乎也就仅仅停留在对现代人之认识论思想的启发性上了。这种研究的*大偏蔽，就在于将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仅仅落实为存在论的普遍性；而对其道德修养与践行精神，则又往往作为一种概念关系来分析解剖，从而也就是以理论形成之逻辑推演的方式来代替道德理性之实践落实的任务了。　　对于宋明理学来说，前一种研究主要在于将其意义定位在宇宙生化论上——道德理性只有作为宇宙演化与社会发展的产物时才有其价值，并且也只有在宇宙演化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有其意义；后一种研究则又往往将其意义定位在对古代社会的揭示与认识上，虽然它也承认宋明理学是一种道德本体论，并且也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但这种道德修养论说到底也只有认识古人之道德心理方面的意义，并且还存在着社会历史的局限性。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宋明理学对于汉唐气化宇宙论的扬弃，后者则又完全无视从张载到程朱陆王所一贯坚持的道德理性之于物理认知的超越性。所以，这两种研究都不是就道德来研究道德，也不是从道德理性之超越性与绝对性的角度来把握宋明理学的道德本体论。这样一来，对于宋明理学的诠释与推陈出新来说，恐怕也就只有各取所需之“照镜子”的意义了。　　实际上，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根本特征主要在于对道德理性之本体化思考与本体论论证上，而这一论证既是对传统天人合一主题的极大推进——由宇宙演化论推进到道德本体论，同时也是对人之为人精神的一种穷根究底的探索。因此，宋明理学的真正价值，主要也就集中在其对做人之基本精神与道德关系的思考与提炼上；而其超越性的意义，也就在于它真正塑造了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知识分子。这种“四为”，既是理学家担当精神与为人气象的表现，同时也是其*具有现代价值、*值得推陈出新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