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山海经广注: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顾炎武有《广师》一篇，其中云：“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这里和傅山、朱彝尊等清初名士并提的吴任臣，就是《山海经广注》的作者。作为年轻近二十岁的后辈，吴任臣能得到向以博闻强记著称的顾炎武这一句奖语，便不能不让人瞩目了。 吴任臣，字志伊。一说名志伊，字任臣，以字行。据吴超《吴任臣生卒年及其交友新考》，任臣生于明崇祯五年（一六三二）。祖籍福建莆田，十二三岁时随父移居钱塘，寄籍仁和。在杭州期间，与“西泠十子”陆圻、柴绍炳等交往切磋，除精研天文、乐律、音韵之学外，尤勤于著作。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吴任臣四十七岁，应博学鸿词科，列二等，授翰林检讨，复以精天官、乐律入明史馆，承修《历志》。《清史稿·文苑传》云：“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朱彝尊、汪琬、吴任臣及潘耒为*著。”任臣入京之前，主要著作《字汇补》、《山海经广注》、《十国春秋》早已分别于康熙五年、六年及八年完成。入史馆后，他用四年时间完成《历志》初稿，据吴超《清初学者吴任臣学谱与著述考略》一文，吴氏还是《天文志》和《五行志》的主要编纂者。可以说，在一六九三年因劳瘁辞世之前，他人生*后十几年的精力几乎全部用在了《明史》的修纂及校改上。 吴任臣的《广注》在《山海经》的诠解上是自郭璞以来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其价值不能因其存在的缺点而忽视。阮元在为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所作序中评价《广注》“征引虽博而失之芜杂”，《四库提要》更是具体指出“如堂庭山之黄金、青丘山之鸳鸯，虽贩妇佣奴皆识其物，而旁征典籍，未免赘疣”。虽然郭璞注已经开了“博举以广见闻”的先例，但这些终究还是“赘疣”，只是它在《广注》中也毕竟只是极少数，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我们更应该注目于《广注》征引材料之宏博，看看在今天仍有多大价值。 嗜奇爱博之风，自明代中叶即已形成，这固然是广大士人对空谈心性的理学和枯燥无聊的八股举业的对冲，但也与上层士人的倡导有关。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七十二有《记龙生九子》一篇，言弘治间，孝宗尝令中官问“龙生九子”的名目，李东阳仓卒不能悉具，找了编修罗玘及吏部员外刘绩，对这不见于经史的问题，*后只有求助于民间的杂书才勉强覆命。不料从此“龙生九子”竟然成了一个题目，其后的一百多年间，陈洪谟、罗鹤、支允坚、陆深、李诩、江应晓、刘元卿、沈德符、穆希文、焦竑、徐墙、谢肇淛等著名文士俱对此题乐此不疲，百般搜罗，形于笔墨。与这种风气同步，著作界中便出现了杨慎、胡应麟这样以博学著称的大家，还有邝露《赤雅》、董斯张《广博物志》、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来集之《博学汇书》这样一批炫售博学的名著。到了明末，就是科学专门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转移学术风气如方以智的《通雅》，也同样以宏博称雄，却也都难免稍嫌芜杂的缺点。而明代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类书，特别是通俗类书的井喷式出现，也是对广大士子甚至下层民众好博风尚的应和。 这种博雅风习，无疑是对元明理学和八股举业带给士人的枯燥无知精神生活的一种调剂，特别是早期，消遣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所以若以清代乾嘉学者的标准来衡量，自然是空疏泛漫，不得要领，但也不能就此抹杀尚博在学术史上的作用。依我浅见，在一定意义上，弘博其实正是考据之学的准备。从时代的大视野来看，方以智、顾炎武对学风的扭转，正以他们在弘博中的浸淫为基础（如《日知録》中的杂考据题目，几乎全在明代后期的笔记中出现过），只不过弘博已经有了务实的方向。具体到成书于清初的《广注》，《四库提要》言其“掎摭宏富，多足为考证之资”，确为公允之论，这正是其书至今不可因为有了郝懿行的《笺疏》而废弃的原因。 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叙》中说：“今世名家则有吴氏、毕氏。吴氏征引极博，泛滥于群书；毕山水方滋，取证于耳目。二书于此经厥功伟矣。”实际上，吴氏宏富的掎摭，也颇为郝懿行取资。如卷一注“鯥”，吴氏引郭璞《江赋》“潜鹄鱼牛”，郝氏取之。另把《笺疏》与《广注》相比对，吴氏的宏富或可补郝注之不足，如卷一注“鸠”，吴任臣曰：“斑鸠，一名祝鸠，又名鹁鸠，其小者曰荆鸠，曰楚鸠。鸠之子曰牾鸠，曰役鸠，曰糠鸠，名类不一。”而郝氏或故意回避蹈袭，仅云：“鸠有数种，具见《尔雅》。”就未免失于简陋。*重要的是，郝懿行不仅取资于吴氏的宏博，他的不少见解也出自吴任臣，如卷一“杻阳之山”条，郭注赤金为铜，白金为银，吴氏则证赤金非铜，为紫磨金，又证白金为鋈，皆为郝懿行所袭用。下面仅随翻检所及，略引《大荒东经》数例来看《广注》对《笺疏》的影响。注“甘渊”，吴任臣曰“即羲和浴日之所”，郝懿行直袭用之；注“相乡弃沙”，吴任臣曰“沙、莎通，鸟羽婆莎也。‘相乡弃沙’，言五彩之鸟相对敛羽，犹云仰伏而秣羽也”，郝懿行曰“‘沙’疑与‘娑’同，鸟羽娑娑然也”，虽借鉴于吴氏而略欠详明；又注“应龙杀蚩尤与夸父”，吴任臣曰“《史》注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梨之谷’”，郝懿行曰“《史记·五帝纪索隐》引皇甫谧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即此”，郝氏因于吴氏而加详；注“贾”，郭曰“贾亦鹰属”，任臣案云“《庄子》有‘雅，贾’，马融亦曰‘贾，乌’，乌类也”，为郝懿行所采而未帮助所出。由此可见，吴氏的《广注》凭借博览，多有识见，不可仅以“芜杂”“曼衍”轻之。 《广注》的征采方法，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罗列材料不拘年代次序，诸材料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松散，论证性较差，给人以堆砌之感。而其要害尚不在于征引文献的丛杂堆砌，更在于引用的书籍多有不可靠者，即梁启超所说的“滥引晚明恶劣类书”，像朱谋??王府中炮制的《玄览》、《骈雅》、《异林》，以及《事物绀珠》、《异物汇苑》、《冠编》等多属此类。宋人罗泌的《路史》尚可用，但据《路史》扩充的陈士元《荒史》，本多无稽之说，也为吴氏采用。而吴氏引用书名张冠李戴、残缺不全、迷离恍惚、难于捉摸的情况时而出现。引文有的节略过分，易生误解；有的过分解读，不着边际；引文中往往出现错字，甚或材料真伪难辨，有出于明人编造者。这些缺点大多是吴氏直采明人类书而不能原原本本追查原书的结果。征引丛杂可以删汰缕析，简略伤义也可以寻找原文，但这些不明来历的东西让读者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我认为这才是读《广注》时*该注意的地方。 《山海经广注》刻成于康熙六年，则吴氏撰写此书时也就三十多岁，与《十国春秋》相比，只是略早两三年。此书眼下*易见的版本就是电子化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但错误较多，书前连一篇序文都没有。此外的版本，据马昌仪《明清山海经图版本述略》，有四种：一为康熙六年（一六六七）本，二为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金阊书业堂本，第三种为佛山舍人后街近文堂本，第四种为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四川顺庆海清楼本。其中较常见的是乾隆五十一年金阊书业堂本，也就是本书所采用的底本。 此本和康熙本一样，前有柴绍炳序、吴任臣自序，正文十八卷之前有吴任臣撰《读山海经语》一卷、《山海经杂述》一卷、图五卷，而删去康熙本的“引用书目”一卷。这次整理，除把图五卷中的诸图散入正文相应位置、夹注小字置于段末外，一切依旧。乾隆本刊刻较精，但为了避讳而削改甚多，甚至比《四库》本还要严重。总的来看，乾隆本与《四库》本都有一些错字，基本可以互补，除此以外的则可以从所引书籍中解决。至于《广注》中的本经及郭注，除了明显的刊刻之误外，一律不加更动，主要是因为《广注》的经注自有其版本价值。即使有些经文如卷四之“北山”，宋本及其他诸本均作“竹山”，本书也只在校记中帮助，正文中仍保持原样。但明显属于误字或漏刻者，主要用南宋淳熙本《山海经》(简称宋本）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简称《笺疏》）参校，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汪绂《山海经存》也适当参考。 此书对避讳字的处理，或者留空，或者改为其他文字，如卷六《海外南经》“周饶国”条“《突厥本末记》曰‘突厥窟北马行一月’”，康熙本把“突厥”二字挖去，而乾隆本则改成“《北域本末记》曰‘自狄山北马行一月’”。凡此之类，在参校诸本及引文出处确认无误后，一律径改，不出校记。对于书中因形近而致误的文字，如“渥洼”误为“渥注”、“璧帛”误为“壁帛”之类，大多也径改而不出校。至于“已”与“巳”、“泛”与“汜”不分，为刻本中的通病，则参考诸注本，各依本字。另外，《广注》原书正文之前有图五卷，分别为“灵祇”、“异域”、“兽族”、“羽禽”、“鳞介”，共一百四十四图，现为阅读方便，把诸图分置于正文相应位置。 校点中出现的错误及不当之处，还望广大读者多加指正，甚为感激。 校点者 二○一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