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的法则

无论在哪朝哪代，英伦诸岛居住者的艺术作品都自成一派，尽显风流。不仅当代英国艺术独树一帜，我们遥远的祖先也留下了优秀的作品。建筑艺术方面，巨大的德鲁伊教神庙仍旧让人叹为观止，稍后的年代里屹立起的巨型十字碑，时有30 英尺高，雕工精细，装饰独特，古老石刻精妙的工艺与新宗教思潮的渗透浑然一体。 我们拥有的*早建筑与装饰遗存（数量远超我们想象）与早期基督教的到来关系密切，我们在致力于探寻凯尔特艺术的历史与独特气质时，宗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尽管它具备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在装饰艺术史中有着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地位，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凯尔特艺术做过系统的介绍。 1. 历史证据。对于基督教传到大不列颠的精确路径，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我们并不试图去理清其中脉络，但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早在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于596 年抵达之前基督教早已存在，并且在某些重要教义上，古老的不列颠宗教人士与教皇格里高利一世（St. Gregory the Great）派遣的传教士有很大分歧。这个结论完全是根据存世的艺术文献得出的。教皇曾将不同的圣经版本传入英国，其中有两份被保留下来：一份收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另一份藏在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图书馆。它们是福音书的两个版本，用意大利语写就，用了当时意大利流行的安瑟尔圆体字，不加装饰。每篇福音的首字母与正文字体基本没有区别，头一两行会用红色墨水书写；每一部福音书前会有传道者的肖像（只有路加的肖像留存下来），肖像里的传道者在圆形拱门下正襟危坐，拱门由大理石柱撑起并带有经典的叶饰纹样。除此之外，所有古老的意大利手抄本都完全不带任何装饰。 英伦诸岛上的古代手抄本则全然不同。它们是支持凯尔特装饰艺术独立发源的证据所在，关于这些珍贵手稿的年代也备受质疑，所以我们有必要深入古文字学的细节去一探究竟，来证明它的古老与宝贵。诚然，这些手抄本未曾载有年代信息，但有抄写者在某些抄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好帮助我们确认并锁定这些经卷的年代。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圣科伦巴（St. Columba）的手迹《圣科伦巴福音书》，Mac Nathi 抄写的《迪马福音书》，Mac Regol 抄写的《博德利福音书》，以及《阿马书卷》（the Bookof Armagh），都完成于9 世纪或更早的时候。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大英博物馆和其他图书馆丰富的盎格鲁- 撒克逊宪章收藏中，找到证据证明这些经卷誊写于7 世纪下半叶到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时期。尽管如阿瑟尔（Astle）所描述，“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作品，这些文本一般用更自由随意的文风写就，但它们和同时代书籍有着相似的特征，可以相互印证。”当我们将《科顿手稿韦斯帕西安卷》A1 部分，即《圣奥古斯都的圣咏经》，与670 年的《东撒克逊赛比国王宪章》，或679 年肯特国王Lotharius 在瑞卡弗写就的宪章，769年的《埃塞尔巴德宪章》《博德利福音书》或《圣查德福音书》相互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手抄本与宪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证明凯尔特手抄本历史悠久的另一个证据，是它们确实被爱尔兰和盎格鲁- 撒克逊传教士带到了世界各地，并在当地留存下来。历史上，英国人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大量修道院。例如瑞士的圣高尔（St. Gall）修道院，就是以爱尔兰人圣高尔的名字命名，不仅如此，修道院所在的行政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座修道院所收藏的宗教典籍被转移至公共图书馆中，其中不乏一些欧洲*古老的手抄本，包括大量来自英国的精美卷宗的残片，它们被当作创建者的遗物顶礼膜拜。同样，《圣博尼费斯福音书》（Gospels of St. Boniface）仍旧被当作宗教圣物珍藏在福尔达（Fulda）；还有从爱尔兰人圣基利安（St.Kilian）的墓中发现的《弗兰科尼亚使徒书》，上面血迹斑斑，依然存放在维尔茨堡（Wurtzburgh），每年都会在他的殉道纪念日摆放于大教堂的祭坛之上。 所有这些在英伦诸岛上写就的手抄本，都被证明是9 世纪之前的作品，它们展现了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装饰特征，爱尔兰或盎格鲁- 撒克逊的传教士把这些装饰风格带到了所经之处，有的融入了当地装饰艺术。尽管我们认为这些装饰风格主要来自早期的手抄本，但说其源于同时代金属艺术与石刻艺术也不为过；这些艺术在很多时候与手抄本极其相似，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不同品类的装饰设计可以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之手。当我们在欣赏巨大的十字碑时，就好似在用放大镜欣赏一页手绘的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