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

第三章　屡试不第隐山林 在封建社会，要想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科举考试。左宗棠因其年少展露才华而被众人看好，全家上下都对他充满期望。也许是老天爷故意跟他开了个玩笑，连考三次，他都没有及第。科考上的不得志，让左宗棠转而着迷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是，他买了七十亩田地，开始归隐山林，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了。 童试夺冠显智慧 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14岁，**次参加湘阴县试（又叫童子试），名列**，旗开得胜。第二年五月去长沙应府试，其成绩仍居首位，知府本来打算将他拔为头名，只因被录取者中有一位年事已高，为照顾老者，发榜时将左宗棠降为第二。为此，知府张锡谦特别召见了他，以示鼓励。此刻的左宗棠，真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 院试按例是由皇上亲自派遣学政（俗名学台）到省去主持考试（这是以县为单位的考试，通过才算是正式秀才）。然而，就在他全力以赴，准备冲击院试的时候，却从新化意外传来母亲余氏亡故的消息！母亲这一死，不但从情感上给了左宗棠一个沉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依照清朝例律，丁忧期间，除非有皇上手谕，否则任何人不得参加公共事务和政界活动，必须守制三年。这就是说，左宗棠要想再在考场一搏，须等三年之后了。谁知造化弄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母丧之后，父亲左观澜伤心过度没过多久便也一病不起，追随老妻去了。如此一来，左宗棠赴考的日子就推到了六年以后，而且，他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这个时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程朱理学日益暴露出它的空谈义理、迂阔空疏的流弊，严重脱离现实，对匡正时弊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步兴起。 经世致用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和黄宗羲等人倡导的学风，他们是鉴于晚明理学盛行，高谈义理，却*终亡国的惨痛教训而提出来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学应有“救民于水火之心”，“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黄宗羲则说：“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但是，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汉学盛行，经世致用的精神便如昙花一现，隐而不彰了。 左宗棠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也曾一心期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和别的读书人不一样，因为在他科举考试失意之后，并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应科举、读四书、作八股的功夫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16岁之后是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16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 道光九年（1829年），17岁的左宗棠在书铺里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一百三十卷，是记述我国历史、地理的笔记。左宗棠喜欢书中所描述的山川险要和战守机宜，故用心玩味探索。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共一百二十卷。这是一部介绍中国分省地理学的著作。还有齐召南所作的《水道提纲》二十八卷，是专门记载中国河流的书籍。这几部论述历史地理、军事地理以及前代政治、军事、财经、水利的名著，内容既丰富又实际，绝非空洞无物的八股时文所能比拟，尤其是《读史方舆纪要》与《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祖禹与顾炎武寝馈史地之学多年之后，以历史与地理相互印证而写成的兵要地理与政治地理之书，极富经国济世的实用价值。于是，左宗棠便专心致志地攻读起来。左宗棠读书非常认真，凡他认为可以施行的，都一一抄录下来，另行编存，有的还加以评论。他曾评论《读史方舆纪要》说： 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存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氏源谓其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此论甚谬。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为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可通也。 左宗棠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沉迷于八股时文的士人的非议和嘲讽。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幸遇良师和益友 道光十年（1830年），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于2月11日病故，享年53岁，于5月份葬于长沙城北十五里的史家坡。余夫人的灵柩先前浅葬在湘阴左家塅祖坟旁边，在左观澜死后将余夫人的灵柩与左观澜合葬。 左观澜教书半生，没有给子女留下多少遗产。此时长兄宗棫于道光三年（1823年）已病逝，次兄宗植为生活奔波，只好与宗棠分别，到新化做了三年训导，很少与宗棠聚首，所以左宗棠有“三年客邵陵，相见时亦稀”的诗句，抒发对二哥的想念之情。 “早岁孤贫”的生活不但没有把左宗棠压倒，反而磨炼了他倔强的性格和坚忍的意志。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他利用丁忧期间加倍努力读“有用之书”。 此年11月，贺长龄丁母忧回家。左宗棠认为此人“学术纯正，心地光明”，是“嘉、道两朝名臣”。 贺长龄，清善化县人，字耦耕，号西涯，晚号耐庵，乾隆五十年（1785年）生。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又典试广西，提举山西学政。道光（1821—1850年）年间，历任南昌知府，山东、广西、江苏、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擢贵州巡抚，再升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 为官40年，勤于职守，有惠政。山东所属多水患，长龄导民开沟洫，兴水利，收获倍增。在贵州，主张查禁私种罂粟和吸食鸦片，整饬吏治，练营伍，储粮备荒，恤孤抚幼，劝课桑棉，教以纺织，创建书院义塾，士民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