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

　　《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一、我的父亲、市北公学的创办人唐乃康1930年6月29日，我出生在上海。我的父亲是唐乃康（1888—1949），又名公英，字伯耆。我出生时，父亲担任大上海特别市财政局局长。父亲出生在浙江湖州，祖上是湖州当地的士绅，兼营一些商业，是当地一个大姓人家。因家境比较好，父亲来到上海读书，考入复旦公学（父亲入复旦公学读书的具体时间，父亲未同我讲过，我也不清楚。如有早期复旦大学的档案，应该可以查到），读的是法律专业。毕业后，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工作。父亲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1912年，随陈其美①来上海，担任上海都督府秘书。陈其美也是湖州人，因此他们同乡。父亲参加过讨袁和二次革命。自1915起（时年27岁），在上海闸北创办了市北公学，并担任校长。国民革命兴起后，父亲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他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为北伐军筹备军饷。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6月起），父亲任浙江德清县县长兼浙江全省戒严司令部法官、国民革命军第26军司令部秘书。1928年，调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浙江省烟酒税局局长；1929年起任南京特别市财政局局长；1930年调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参事，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上海市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1932年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总务司司长；1935年任审计部第三厅厅长；1936年任交通部监察委员；1937年4月辞职。从父亲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变化可以看出，他逐渐被边缘化。据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他对国民党上层日益向右转有所不满，且人比较率直，上司对他不满意。退出政界后，父亲一直在教育界和商界做事，不再涉足政治，后来当我对社会不满要求进步的一些言行，他没有反对干涉，似乎是默认的态度；我入党时组织上找我谈话，亦讲到父亲不反动，似乎还是个开明人士。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邀请父亲到北京开会，父亲因病重，乃派大女婿王汝霖（时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参加，会后王汝霖即调到北京工作，后为中国石油化工研究所总工程师。据我所知，父亲跟同样是湖州人的陈立夫、陈果夫关系不怎么样，他肯定没有加入CC系。我感觉他同国民党政学系的关系似乎更近一些。我父亲同CC派的干将、时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的潘公展也不大来往。潘公展也是湖州人，是我的姑父，但是我的印象中，我们家里同这个姑父的交往也不多，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两家会互派人拜个年，平常来往很少。我1986年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讲学时，通过唐德刚介绍，见过潘公展的儿子和湖州大商人章荣初的儿子，他们那时都住在新泽西州，互相有往来。父亲离开政界后，于1941年与人合开振业商业储蓄银行（位于宁波路315号）。这家银行规模不大，在当时并不是很有名。1948年，父亲生病，银行就转给他人经营了。1949年冬，父亲病故。父亲去世后，我的这个大家庭也就散了。大家庭就是这样的，有主心骨在，还能撑着，主心骨不在，就树倒猢狲散了。父亲的几房太太中有的也走掉了，孩子们也各自找出路。但是对我没有影响，因为那时我已经不在家里了，正在浙江衢州政府部门工作。这个我后面还会讲到。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来又参加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比较高的官职，也算是国民党中比较有资历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的一生*大的成就同时也用心*多的是办教育。虽然父亲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但他一直都担任上海市北公学的校长，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市北公学交给上海市政府，变为公立学校。父亲一直坚持办教育，这应该主要同他的反帝爱国和教育救国思想有关。他认为“教育关系国家之命脉。今日之中国，欲求国势昌盛，事业发展，尤非提倡教育不为功……国内教育，苟日臻发达，则他日之为工、为农、为商，以及任何一种职业，必尽为具有学问之人，对外则一心一德抵御列强，对内则群策群力以巩固国本，中国前途之发皇，自不难操左券”。他的办学目标是“国人自办学校以育国人”。他说：“即收回租界上的教育权是也。盖欲抵御外人之腐化侵略，正与抵御其经济侵略相似。关于经济侵略的抵御，在消极方面，则为不购外货；在积极方面，则为振兴国货。以此类推，则使上海青年不入外人所设的学校，尚是消极的方法；必使租界以内，发展国人自设之学校，始足称积极的方法。”或谓：“兹事体大，又岂区区一校所能负荷？”“要知租界内，苟多一国人自设之学校，即可减少外人文化之侵略若干力量。换言之，苟多培植一具有国性之人民，即可减少一崇拜帝国主义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