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布克哈特:对话中的两个精神世界(经典与解释)

一 私人关系 对尼采和布克哈特的来往信件和其他有关证据做公正审定的人都看不出二人关系中真心友谊的迹象，双方关系有严重的不对等。尼采在外表和内心总是渴求布克哈特的友谊，而布克哈特则表现出冷淡和自矜（尽管热度稍有变化）：显然，两人意识中原本就存在一种紧张心理。尼采虽然总是幻想着克服这种紧张，但他不得不经受失望连连的体验。他的思想演变引领他离开他俩原来尚属一致的基础越远，他的失望就越大，直至两人的思想和人际关系产生不可避免的（虽是默默呈现的）危机和实际的破裂。 当布克哈特早已缄默地退避之时，尼采还在吹嘘那“伟大的恩德”，亦即吹嘘巴塞尔年代造就了他与布克哈特“真诚的过从甚密的关系”，然而这种“真诚”只能说是单方面的。至于尼采早期的言论，说他与布克哈特共处时的“真正美好的感觉”只有与极“少数”几个人的共处可比，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尼采一再搜索枯肠，在致布克哈特的信中寻找恰当的称呼，聊表他的情感需要，而且不触碰布克哈特那显露无遗的疏离意愿和客观现状。他希望布克哈特说一些尼采对布克哈特怀有的情感，比如“感恩的、永恒的忠诚”“诚挚的信赖”“伟大之爱”等，至少在信的末尾提一提，然而这种希望也落了空，布克哈特总是很少有变化——用常规套话回应，不涉及私人，语气生硬而无懈可击。 尼采在信中一再贸然要求同布克哈特当面交谈：“噢，您要是在这里该多好！！”而在布克哈特那里，人们读不到类似的话。就在尼采精神崩溃前的3个月，他在一封信的附言中乞求：“您的一句话就会让我感到幸福。”是时，布克哈特保持惯有的沉默已经两年了。 原因何在，尼采心知肚明。他早就“预感”到，他的文章“刺痛”了布克哈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比此前出版的书刺痛更甚。布克哈特只是对他确认：“您给凡人出了难题”，“此次更是为难了他们”。每当尼采给布克哈特寄奉新作，他心里都有些“惴惴不安”，不知是否应请他“再次”陈述“己见”。 尼采面对攻击和挑战布克哈特的哲学家们，以《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部分为史学家布克哈特的人品做道德层面的“辩护”。此书对布克哈特是否真的产生过影响？尽管他的礼貌和谦虚的方式让人会意，尼采这一类“辩护”本无必要。 自此，布克哈特便开始他那一再逗乐的“对不起”，说他“头脑无哲理，贫乏”，继而又以两人年龄差距大的暗示，说这颗“老迈的”脑袋情有可原，所有的哲学范畴“大大”超出它的理解力（因史学家眼界狭窄而受“局限”，因年老体衰而“弱化”），他“一辈子”过得太“肤浅”，“这把年纪”已是“老态龙钟”，所以他“跟不上趟”。 然而，布克哈特对尼采所论之事心知肚明；说到尼采的论述方式，布克哈特坦率承认，那种方式极易引起他内心的“恐惧”和“晕眩”，仿佛瞧见对面那个莽撞的攀岩小伙“在*高岩峰间勇敢无畏地四处攀登”，“老者”（他在辞去教职前的12年就如是自称）受到“恐惧”和“眩晕”的袭击。他从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那本书里已感到那“晕眩的岩峰”地带；两年后，尼采的《朝霞》又给他类似的感觉。“有些东西甚至让他厌恶”——这事被尼采“猜中”后，他也就索性承认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终于使布克哈特“动怒”，以至他起先想在信中这样写：从“现在”开始，只要尼采在场，他就得小心“保持沉默”。 只因为他把草稿中这句话压了下去——与他的谨慎做派相宜，所以在尼采与他下一次也是*后一次晤面时，布克哈特只“说了”寥寥数语，且口气怪异，对此，尼采感到惊诧。其实，布克哈特仅想逃避而已。“关于《查》书必须对尼采说点什么”，这对布克哈特而言的确是一件“尴尬”至极的事——当尼采试图说服自己相信这是一种“玩笑”的窘境，并设法加以克服之时，他对此状况自然就很难会意了。 两人自此再没见面；整整两年之后，布克哈特给尼采写了*后一封信，信末在“致崇高敬意”后，草稿中本来有“忠诚地忠实于您的××”，他有意降调改为“一贯地忠实于您的××”，委婉表达其沮丧情绪，认为这样才合适。尼采后来给布克哈特惠赠其作品，这事让布克哈特更加“尴尬”。尼采的妹妹——不顾二人那众所周知的趋势仍对所有涉及其兄之事加以美化——对于这“尴尬”只说是“有所察觉”，那是1895年她在巴塞尔拜访布克哈特时“无法回避的”事。 尼采与布克哈特的交往一直，或者说从一开始就只局限在某些确定的而且大多是狭窄的范围内。布克哈特晚年做了补充说明，证明他们的“交际”局限在“不经常的”讨论上，而且他早期也只说他与尼采“迄今”不过是“交谈交谈”而已。他还说自己缺乏“哲学天性”，所以很难“说出”尼采“语言”的要旨。布克哈特由此进一步引申，说他自尼采受聘去巴塞尔时就已“认识到”这种交际满足不了“尼采的想法”，所以尼采一辈子渴求布克哈特友谊的努力总是适得其反——姑且不谈布克哈特作为叔本华的门徒自然在哲学领域绝非泛泛之辈，而当时的尼采也是紧紧依傍叔本华哲理的。 如果说尼采对布克哈特这位“教育者和行善者”“伟大的、*伟大的导师”怀有“深切感谢”和“虔敬”之情，直到他开始精神错乱时对布克哈特的称呼从不可探究的心灵底蕴升出一个“你”来，同时感觉布克哈特就在自己的“上方”，那么，他的意图无非就是对布克哈特“无比尊敬”的纪念，*后通过文章为自己树立一座丰碑而已。 但他早已知道，这是一种不幸的爱。他把布克哈特对《朝霞》的回应称为一封“无言以对、令人沮丧的小信”；布克哈特对他所讲的一切，离他是那么的“遥远，遥远，遥远”。确实，布克哈特离尼采现在的见解异常遥远，所以不再另外给他写信，*后封了笔。尼采给布克哈特奉寄《善恶的彼岸》，数日后布克哈特对此书表示了感谢，这就是他写给尼采*后的话。 尼采承认，他身边的“落寞”（silentium）此时剧增。自此只有尼采还继续给布克哈特写信。在布克哈特断绝与他通信后，尼采还将他和泰纳（Taine）视为“暂时还是他的唯一读者”——当然只是为了补充说明：《善恶的彼岸》根本于他们不宜。然后，他心明眼亮地洞见了自己的悲剧：“此为孤寂：没有任何人与我共享我的否定和肯定。”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布克哈特在一些事情上采取有别于尼采的否定和肯定，所以他只能采取顾及别人的态度，亦即以沉默顾全他人。 洛德（Erwin Rohde）的确曾是尼采的密友，他不同于布克哈特，早早就躲避了尼采。事情的进程与这里所讲的类似。 其后果是，一度真实存在的友谊无可挽回地破裂了。这表明，像布克哈特和洛德这样的人本主义者必然会与尼采后来所走的道路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