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范式转换研究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范式转换研究》：　　归结上文而言之，中国人由于缺乏国家思想而致爱国心薄弱，要培养国家思想，须先使国民知其对于国家之义务。梁启超以父母和子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申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父母早年有养育子女的义务，所以晚年有受子女赡养的权利，反过来，子女享受了被抚养的权利，则当履行其赡养父母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辩证相待的，国民可向国家要求其正当权利，且国家有维护国民合法权利之责任，那么国民也有对于国家之义务，“夫朝纲紊乱，从而正之者，国民之义务也；国中有乱，从而戡之者，国民之义务也”②。纳税、服兵役、维护社会纲纪和秩序，这都是国民之义务，而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更是国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若无国家之独立自由，国民之安全、幸福及其他一切权利皆无从谈起，这也正是梁启超一面宣扬个人自由、一面强调服从和义务的原因之所在。　　*后，新民应具有政治意识和充分的政治能力。　　如果说前面主要是强调国民所当培育的现代思想和精神，那么此点则侧重于讲对国民之能力的培养，相对于培养一种思想，培养一种能力要更加艰难，尤其是政治能力。　　梁启超说，中国陷于面临危亡的窘境，*初是由政府导致的，要免于灭亡，也当经由改造政府之一途，政府既然是被改造的客体，就不能同时作为改造的主体，其主体只能是国民；改造政府指的是改无责任之政府为有责任之政府，所谓有责任之政府，不是指对君主负责，而是对国民负责，欲政府为良政府，必须由国民予以监督，尊重民意，此政府非专制之政府，而是立宪之政府。换句话说，要救中国于危亡，须实行立宪政治：要实现立宪政治，须有具备一定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之国民。“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立宪政治与国民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国民必须具备三种资格，立宪政治才能化成，一是国民具有政治意识，不漠视政治；二是国民对于政治是否合适具有判断的常识；三是国民具备充分的政治能力。另一方面，要先建设立宪政治，国民的三种资格才能进步。无论哪个在先，国民之政治意识、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　　梁启超相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所以他也相信人类具有政治能力是一种天性，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人的政治能力会变弱或者消失。中国人民就是由于“伏于专制及羁轭，困于家族之范围，役于生计之奴隶”，专制政体之压制、家族制度之制约、低层次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致难以生出高层次的政治和精神需求，使人民的政治本能已被斫丧十之六七，再加上丧乱频仍，其政治能力基本上就丧失了。根据生物进化之规律，物体之官能，皆用进废退，人民没有运用其政治能力之余地，就算有用之者，也会为强者所蹂躏，使其天赋本能隐没不显，至有朝一日能有机会运用，也不能立刻有成效，好比一个妇女被缠足数十年，有一天不再裹足，也无法如常人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