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科学精粹(1978-2018)(国外马克思主义卷)

　　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向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敞开大门，这就表明，它完全准备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中吸取某些东西，以弥补它得自19世纪的遗产中的不足（或者去发展刚刚出现的线索）。诚然，这个过程在第二国际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修正主义者试图把马克思与康德联系起来，普列汉诺夫的兴趣在斯宾诺莎，而考茨基的兴趣则在达尔文，但只是到1918年以后，这种尝试的实践才扩展开来。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带修饰语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存在主义的、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黑格尔式的，甚至叔本华式的），它们在理论上表现为政党的多样化，在实践中表现为形成众多的派别。忙于进行这种或那种异花受粉的人，宣称他们正在综合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以使之适应现代世界变化了的环境。然而，在他们的对手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折中主义，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效力。正像卢卡奇早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责备布洛赫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宗教乌托邦主义的补充，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藐视他们同辈人的这种综合式的努力。的确，一般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他们同伴的态度历来是很苛刻的，如果说他们还把对方放在眼里的话，他们以古典形式展示的，是弗洛伊德曾称之为细小差别的自我陶醉，他们经常互相中伤和对立，经常曲解他们所攻击的主张。于是，热衷于理论上的校正，断言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就失去了可能的同盟者。　　与这种内部争吵相反的是极大地创造性地丰富了传统，使它急剧地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实验性是20世纪内任何领域所不能比拟的，也许美学现代派可称作例外，那也是在倾向与反倾向的一片纷争中爆发出来的。由于缺乏强使思想统一的手段，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只有艰难地并存共处，展开（经常间接地）一种批判别人的对话。可悲的是，这种对话在制度化了的社会主义世界里是看不到的。　　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现代主义相比较，使人们注意到它的追随者的另外一个特征。他们全都是某种思想先锋派的成员，对自己的大多数同胞有着心理上非常矛盾的关系，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经常自命为后者的代言人。马尔库塞关于哥德曼的描述很容易适用于其他人：“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自豪——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工人而怀有任何自卑感，这在‘新左派’中极为普遍。对他来说，才智按其本性就是革命的。”在这里他们不仅有别于“新左派”中较多的反知识分子的因素，而且也有别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那些政党对待知识分子的典型态度就是怀疑和不信任。不论其政治态度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厌恶“庸俗马克思主义”，即所谓由未受教育者充当被压迫者的代言人的粗劣意识形态。这里，列宁对工会或“经济主义”、工人阶级大多数人的觉悟的评估，被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虽然列宁的解决方法，即从外部灌输革命阶级意识（考茨基曾经预示过这一点）往往不被接受。的确，人们或许会说，一个有着严格纪律的先锋队政党的榜样，其中知识分子不得不约束他们的独立性，总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脑中作祟，以致许多人认为只要效忠于党就等于牺牲批评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