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履职风采创新基因 时代主音

2019年10月1日，我第三次作为观礼嘉宾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耳边是恢弘激昂的阅兵号角、此起彼伏的满场欢呼，眼前是气贯长虹的人民铁军、欢腾喜悦的花车方阵，心中的感动难以言表，深深地为自己成为新时代的亲历者和建设者而感到自豪…… 梦起阳泉 1968年，我出生在山西省阳泉市一个普通的家庭。 在那个时代，在一个地级市里，我与计算机技术结缘实属不易。80年代读高中的时候，我**次接触到了计算机。那是1984年，我的母校阳泉一中购买了几台苹果电脑。但是仅我们一个年级就有400多个学生，全校这么多学生，谁才能够有资格学习和操作计算机呢？ 学校决定用考试的办法来甄选。谁的数学成绩好，就有资格来学计算机。当时我的成绩比较突出，成了**批接触计算机的学生。这也是我今后几十年在信息技术领域学习和工作的*早启蒙。 学习了一年之后，学校进行一次计算机考试，选出了前三名去往省会太原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我是这三名参赛者之一。 在去太原的火车上，我们的辅导老师对我们三个学生说，你们只要有一个人进入了大赛前十名，就不枉我一年多对你们的辅导教学。我当时还信心满满地说老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给你争光。在太原考试结束之后，我去当地的新华书店看书。一进门我就惊呆了，因为我发现太原的书店里有好几个书架放满了计算机编程的书。我在阳泉的时候也经常去当地的新华书店，但能找到的计算机书籍只有我在学校上课用到的那一本教材。 从书店出来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在火车上和老师约定的目标很可能难以实现。因为阳泉的学生和太原的学生在计算机科学方面接触的信息和知识体系差距太大了。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不平等，靠老师和学生的努力是难以弥补的。 更何况太原只是山西省的省会，在中国和全世界，还有更多比太原发达得多的城市。那里的人一定能掌握更全面、更及时的信息。 成绩出来后，我们三个阳泉一中的学生确实没有进入前十名。这次太原的参赛之旅对我震动很大。 我感觉到，既然计算机已经广泛应用于信息学领域，那么要改变信息不平等带来的地域差别，也必须依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对计算机技术的热爱和经历过信息不平等打击的现实，让我决定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既要考虑到学习计算机知识，又要兼顾信息领域的应用管理。因此我选择了北大的信息管理专业。我希望我所学的东西能让人不论生活在哪里，都能像大城市的学生和教授那样，随时方便、平等地获取信息。 在大学的学习中，我感觉到信息学科发展速度是传统科学的好几倍。美国是建立并把这个学科发展得*好的国家。因此我决定还要争取去美国继续读书深造。 从北大到美国这中间有一个插曲。美国没有对应国内这样的信息管理专业。要去美国就必须更换专业，比如回归到计算机专业中去。但这样我将放弃在中国学到的信息管理专业知识。 因此我在北大*后的时间里，天天去图书馆看*新的信息管理专业论文，同时去申请美国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资格。这样我能不丢掉学到的专业，又向新的方向前进。 “搜索”美利坚 1991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去往美国，就读于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 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特别不适应，既有水土不服这样的因素，更多的还是来自学业上的强大压力。当时中美两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差距非常明显，加上我本科并不是计算机专业的，在研究生阶段非常吃力。很多基础课程我没有学过，甚至听不懂教授和同学所说的专业名词。 记得有次我问同学：什么叫“Flip-Flop”？美国同学说，这是触发器呀，你不懂么？ 但当时我确实是**次听说，因为本科时我没有学过计算机硬件。 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对我而言算不上什么打击，直到有一天遭遇到一场至今都印象深刻的对话。 那一次，我应聘去另一个专业的教授手下做助理研究生。面试的过程中涉及计算机图形学的几个问题，我感觉答得不够好。教授*后问了我一个问题：“Do you have computers in China？” 他的意思不是问“你在中国有电脑吗”？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估计很难有几个是买得起电脑的，他问的是“你们中国有电脑吗”？ 教授的问题让我心里非常难受。我尽可能平静地对教授回答“有”之后就离开了，但是踏出办公室的那一瞬间，我就在心里默默发了一个誓，一定要在计算机领域干出一番事业，让中国不再受轻视。哪怕时至今日，我还会时时回想起那个问题，这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之一。 现在时间过去了20多年，中国的智能手机（相当于掌上微型计算机）的保有量已经比美国人口的2倍还要多。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道路上，中国的步伐如此之快。这一点是我和那位教授当年都无法预料到的。 这件事情之后，我也在反思，计算机科学繁杂巨细，计算机图形学和很多细分领域确实不是我的强项。但我对信息检索方向非常感兴趣，这在美国也是方兴未艾的前沿技术，而且我相信它未来一定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此之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松下信息技术研究所实习。在那里我**次发现，原来自己的研究可以马上应用到现实中去，这种快乐远比在学校研究已经被研究了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来得更有成就感。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明白自己真正想做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做实用的技术和产品。投身工业界，才能及时地感受到IT技术瞬息万变的迭代更新；才能更广泛地获取更多的信息、看到更多的机会；才能更快地发现问题，更近地去接触这些问题，进而去解决它；才能更直接把技术应用到市场，真正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 1994年，我决定放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投身工业界。离开布法罗之后，我*开始去了华尔街工作：先在道·琼斯的一个子公司做金融信息检索技术，后来又主持设计了《华尔街日报》网络版实时金融信息系统。这可以看作是我**次试水做的专业版搜索引擎，据说《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至今还在使用。 但是华尔街更看重的是那些直接达成交易的程序员，不是做技术的程序员。就算当时我已经发明了日后被全球各大搜索引擎普遍采用的超链分析专利，但他们显然并不懂计算机技术的价值何在。因此，我从美国东部横跨到西部，来到了硅谷，加入了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搜信）。 在硅谷，我亲眼见证了那时*成功的搜索技术公司，可以如何在股市上呼风唤雨；见识了一个每天支持上千万流量的大型信息系统是怎样工作运转的。也是在硅谷，我把ESP技术**次应用到Infoseek/GO.COM的搜索引擎中；并且对GO. COM的图像搜索引擎进行了革新。无论是这些工作经历，还是我持有的技术专利，都成为我日后回国创建百度、做出中文搜索引擎的基础之一。 在美东和美西两个时期的工作经历给予我极大的锻炼，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更让我看到了先进技术可以实现的强大能力。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我追求技术创新的决心。 创业，回中国来 1995年8月9日，美国网景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全球**家上市的互联网企业，这不仅成为美国90年代互联网风潮的开端，也意味着互联网时代拉开帷幕。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每年都回国考察一次，了解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互联网科技和信息技术方向上的需求。 次年，美国通过《1996年电信法案》，对促进美国互联网业务发展和对全球互联网业务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后美国开始大规模进行互联网基础设施兴建，例如在短短5年内铺设了8000多万英里长的光缆，占到全球光缆总长度的40%。 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我收到了来自祖国的邀请，作为海外华人技术专家前往天安门观礼。看着整齐的阅兵方队和欢欣鼓舞的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我深深感受到新中国成立50年展示出来的强盛风貌。不仅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包括社会、公众对于互联网技术的关注和需求，这让我心潮澎拜。 当时，信息互联网产业已经在全世界崭露头角。互联网在中国也不再是陌生的领域。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事业中，我的梦想才会被认同。因此我立即返回美国，着手办理回国创业的事宜。虽然为此我放弃了当时在硅谷的高薪工作和美国绿卡，但是我相信：我赶上了*好的发展时机。 1999年圣诞节，我从美国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个房间，建立了百度公司。 当时，百度只有1个财务人员、5个技术人员，以及我和徐勇等几个合伙人。直到2000年1月3日，百度“七剑客”才**次聚齐。 但是那一天，对于百度和中国互联网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这不仅仅是百度的起点，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成为美国、俄罗斯、韩国之外全球仅有的四个拥有搜索引擎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 百度转向 公司初创，大家都非常有激情，氛围也很自由，程序员们经常穿着拖鞋坐在桌子上，一讨论问题就是大半夜。但是那个时候，维持公司运转的经费却非常紧张。 当时，受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投资者们都变得谨慎起来，大批初创公司难以融资，失血而亡。虽然我们融到的**笔120万美元还没花完，就再度收到德丰杰联合IDG的第二笔1000万美元的融资。但是我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仅靠输血不能保证百度的生存。 百度当时的主要业务是为B端企业提供搜索服务，市场狭小。在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时，百度的对标对象Inktodi的股价从*高的243美元跌到不足1美元，*后被雅虎收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2001年时，我坚持认为，百度除了要保证融资渠道的顺畅，更需要打开新的业务方向，为此就必须推动公司尽早转型。 搜索引擎技术打开了一个全新世界的窗口。这个窗口既可以为百度的企业客户而开，更应该为所有中国人打开。这种技术红利，应该让所有中文互联网用户都可以享受到。 我在百度董事会上提出转型做独立搜索引擎网站的计划。这个提议遭到股东们的一致反对，当时百度的收入全部来自给门户网站提供搜索技术服务支持。如果百度转做独立的搜索引擎网站，那些门户网站不再与百度合作，百度眼前的收入就没了——搜索推广的模式得到广告主们的认可需要时间，百度可能支撑不到那个时刻。 一个人*重要的能力是判断力。我坚信多年来我在搜索引擎领域的认知足以支持我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花了很长时间陈述自己的计划和观点后，我还是没有得到电话那头股东们的首肯。 我平生**次发了大火，甚至摔坏了我的手机。 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沟通后，投资人被我坚决的态度说服，同意将百度转型为面向终端用户的搜索引擎公司。2001年9月，百度搜索引擎网站正式上线。这可以看作是百度公司**次重大变革转型。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非常快。用户获取网络信息的需求也提高得很快。百度保持对用户的关注，抓住了许多发展机遇，为他们提供*新、*及时的服务。例如我们早期持续上线了MP3搜索、图片搜索、新闻搜索、Flash搜索等服务，在不同阶段满足了网民的需求。 百度在那个时期创建了一大批非常有价值、深受用户喜爱的产品。例如百度贴吧、百度知道、百度百科等等。这也组成了百度的中文社区“三驾马车”。 百度贴吧以“搜索 社区”模式解决了互联网早期中文内容相对偏少的问题；知道、百科等产品改变了网民的上网习惯，给予了用户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新渠道，成了中文互联网世界的核心产品，也帮助百度成长为世界上*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做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 2005年8月，百度登陆纳斯达克，上市首日股价上涨了354%。这是投资者对百度在互联网中地位的认可。 正如我之前强调过的那样，人应该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一个公司也是如此。在成功上市和被资金青睐的时间里，有很多人向我建议百度应该尝试利润高、像潮水一样迅猛发展的业务，例如网络游戏。 但我经过思考都回绝了。因为我并不了解，更不擅长去玩网络游戏。这也不是百度公司所擅长的。尽管有很高的利润和很大的空间，我们依然应该让对此有兴趣和更专业的人去做。 后来，百度成立了游戏频道，但这只是一个平台，我们负责连接那些喜欢玩游戏和擅长开发游戏的人。我们始终把资源投入在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搜索等领域。 2011年后，移动互联网不断酝酿力量，持续爆发。2012年，中国手机网民数量首度超过PC端网民数量。百度始终聚焦在搜索、信息流这些核心业务上。我对所有百度人的要求是，夯实移动基础，给用户带去*好的体验。这期间的百度，陆续从原有PC端产品向移动端转移，手机百度、百度地图等产品很快成为用户日常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应用。2014年第三季度，百度的移动端流量已经超过PC端的流量。到12月份，来自移动端的搜索营收首次超过了PC端，我们不仅获得了更多的手机用户，公司的整体业务也完成了从PC向移动的转型。 即便在移动互联网整体用户流量见顶的形势下，我们依靠生态和平台的建设持续保持着向前的动力。2019年8月，外媒公布的全球十大网站中，百度baidu.com是唯一一家中国网站。今年10月，QuestMobile发布《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秋季大报告》显示，百度系用户规模已经突破10亿，移动端渗透率88.4%。 百度就这样在不断转型过程当中成长，不断迎接变化带来的机会。我们一直在看，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企业应该随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通常是痛苦的，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但是这是在为五年十年以后做正确的事情。 AI创造新世界 回国创业后，我每年夏天还会去美国一次，和我在美国大学、互联网公司里的教授老师、朋友们聊天。我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思考技术的发展和公司的方向。 2010年以后，我发现美国越来越多地探讨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前景。我越来越感觉到，人工智能将会是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里重要的技术推手。 百度对人工智能并不陌生。因为搜索引擎天然就具有人工智能的基因，一方面是搜索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的结合非常紧密，另一方面我们每天都会积累大量用户行为、语料样本，可以支撑起人工智能学习所需要的庞大数据。而百度产品和业务，也已经开始涉及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的技术研发。 2013年1月，百度建立专注于深度学习的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是国内*早一批开展人工智能系统研究的机构。 2014年4月，百度成立了大数据实验室，第二个月在美国硅谷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我们一开始就决心吸收世界上*好的研究人才来为项目工作。 此后，*早成立的深度学习研究院改为深度学习实验室。紧接着我们又组建了百度研究院，机构中就包括上述三个实验室。 2014年，百度发布了大数据平台和深度语言系统，开始进入自动驾驶领域；2015年，百度无人车开始上路测试；2016年，百度大脑发布，它的定位不仅是百度整体业务的核心技术基础，更是可以为各个产业智能化进程提供强有力支持的平台。我们还将飞桨平台开源，能满足不同层次开发者的研发和创新需求。这是中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开源开放、功能完备的端到端深度学习平台。 我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掌握自主的深度学习框架，就像当年掌握自主的搜索引擎核心技术一样，对于中国科技提升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跟很多产业伙伴分享：互联网的下一幕是人工智能。从人脸识别到自动驾驶，从金融科技到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从技术层面走向人们的日常生活。 2017年3月，百度明确把人工智能作为公司发展战略。 同年7月，我们的自动驾驶车辆成功开上了北京的五环，吃到了全球自动驾驶产业的**张罚单，但由此引发的行业和社会关注，对于加速相关法规、政策出台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把AI伦理的建设和规范作为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以自动驾驶为例，技术的成熟与否事关千万用户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在研发、测试和落地过程中始终把“安全”作为**天条。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流的推荐与分发中的应用，不能单纯以增强用户黏性、提升使用时长为目标，而是要考虑到是否有助于用户学习和成长。 百度非常舍得在技术创新领域去投入。每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布局，我们的研发经费不是先算好了总数再分配，而是根据各项目的需要去下发。现在，在国内大公司中，百度关于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数量是*多的。我们的整体技术在全球也是领先的。对于百度和整个世界来说，互联网只是前菜，人工智能才是主菜。我们很多投入现在看起来与回报还不成比例。但我对所有百度人说：如 果你的理想就是赚钱，遇到困难觉得这个不能赚钱，然后去改行，你将一事无成。经常改变自己坚持的方向，会让成功的概率变得很低，*终被时代抛弃。 2016年，《财富》杂志就将百度和谷歌、微软、脸书并列为全球四大AI巨头。这是整个行业对百度人工智能战略布局和成果的肯定。2017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将百度的实时语音翻译及服务技术列为“全球十大突破技术”，我们也成为唯一连续三年入选该技术榜单的中国公司。 未来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5G技术的普及，中国互联网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都将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面貌。在未来的智能经济时代，人工智能会从人机交互方式、 IT基础设施层和新业态三个方向推动变革。智能经济时代的生活将完全颠覆过去的体验，中国也将有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推动技术和应用创新，真正改变全球科技的走向。 履职政协 2013年，我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第十一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第八届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等职务，并获聘为“国家特聘专家”。 我认为，对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追求的更高一层境界，是除了做好自己企业的创新之外，还能够推动技术与社会发展相融合。新技术的应用应该超出百度，为社会和国家所用，这是百度这么多年坚持推动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 为此，我每年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调研、收集数据和撰写提案。几年来，我的一些提案与建言，也得到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认真答复。 2015年“两会”期间，我提交了两件提案：其中一件是建议设立“中国大脑”计划，推动人工智能跨越发展，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 2016年“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包括关于加快制定和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政策法规、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的提案。自动驾驶技术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面对新兴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前瞻性地讨论有关法律法规的监管问题。 2017年3月“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帮助解决走失儿童问题的提案。在这一方面，百度当年就已经通过与全国*大寻亲平台“宝贝回家”合作，率先将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用于寻找走失儿童，并成功帮助一位离家走失27年的儿童找到亲生父母。截至2019年9月，我们已经帮助7819个走失者与家庭重新团聚。我希望拥有这类技术的公司都可以为提升全社会的和谐美满出力。 也是在2017年的3月，由百度牵头，联合清华、北航等高校合作建立的“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正式成立。有媒体评价说，这个实验室相当于百度牵头成立的人工智能“国家队”，也是我在2015年关于“中国大脑”两会提案的*终落地。 2018年3月“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鼓励企业开放人工智能平台、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提案。人工智能底层框架是核心技术，这类技术十分关键，但是研发投入巨大，并不是每个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都需要去单独投入研发。如果大公司将自己的框架开源并建成开放平台，就会有更多的开发者和中小公司从中受益，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中国应该有独立自主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人工智能底层框架和开放平台。百度建立并开放了自主研发的飞桨平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平台体系供开发者使用，丰富他们的选择，为人工智能的研发提供足够支持。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提出的三个提案都和人工智能有关。分别是加强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打造智能社会发展基石；构建智能交通解决方案，让老百姓出行更顺畅；完善电子病历管理制度，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提出提案的同时，在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我还做了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大会发言。人工智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工智能伦理将是未来智能社会的发展基石，只有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我们才能更多地获得人工智能红利。在2018年，百度就提出人工智能的*高原则是安全可控，创新愿景是促进人类更平等地获取技术和能力，存在价值是教人学习、让人成长，而非超越人、替代人，终极理想是为人类带来更多自由和可能。在发言中，我建议开展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和顶层设计，推进行业健康发展，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 在人工智能的企业责任和社会监管方面，百度一直进行着持续的内部探讨和研究。智能交通也是百度现在打造自动驾驶技术时优先考虑实现的目标。电子病历和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实践也是我们所关注的。“智慧医疗”是人工智能社会化落地的关键场景。百度和重庆市等地的合作中已经涉及这方面的建设内容。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自我鞭策。在这个平台上，我要求自己站在比企业家更高的层面，以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整个国家，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且履行好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职责。这些年来，我的提案和建言正在引起更多方面的重视，让人工智能技术能更好地为公众所了解；同时在更多方面服务社会，让更多人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福音。这正是我作为政协委员履职*为珍视、*为自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