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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武文集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精)/孙昌武文集

孙昌武文集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精)/孙昌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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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101145564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381
  • 出版时间:2020-07-01
  • 条形码:9787101145564 ; 978-7-101-14556-4

本书特色

《孙昌武文集》之一种。展示了作者2005年到2013年对佛教、对文学的思考。

内容简介

《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是孙昌武先生一部关于佛学研究的演讲稿和发言稿精选集,反映了2005年到2013年期间孙先生的游学踪迹和思考所得,内容范围广博,涉及佛教的翻译文学、作为传记文学的僧传、观音信仰、中国文学里的地狱巡游、禅宗与诗的关系、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等,观点新颖,可读性强。

目录

前言

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于辽金元佛教与文化的研究

中国文学与宗教

佛教的翻译文学

作为传记文学的僧传

中国的观音信仰及其衍变

中国文学里的地狱巡游

明晰“文学”观念:佛教的贡献

早期中国佛法与文学里的“真实”观念

禅·禅宗·禅与诗

文化史上的鸠摩罗什

王梵志诗与寒山诗


附录

评钱学烈《寒山诗校注》

《韩愈选集》前言

莫道才《骈文观止》序

学术的厚重

——《周勋初文集》笔谈

禅史研究的丰碑

林幸谦《教育的创新与危机》序言

陶玉璞《玉璞观点——文学、艺术、思想的另类思考》序言

朝鲜王朝汉文典籍整理的新收获

——《足本皇华集》出版

关于学术研究的资料与方法

——书评一束

百年中国文化一道靓丽的风景

《文学遗产》——我的课外教材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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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一 还应当注意到,在当时人的观念里,观音的拯济与传统伦理没有什么关系,起决定作用的乃是信仰心。前面说到的高荀,是杀害长官起来反叛的人,按世俗道德应当算是罪人,也得到了救济;《系记》第十九条里的盖护“系狱应死”,后来得救了,并没有说他为人如何,犯的是什么罪;第三十八条唐祖丞“作大市令,为藏盗,被收”,是因为贪藏盗窃被捕的,同样能够得救。这样,这类传说一方面强调观音救济的威力,表明他的慈悲是无限的,这也是大乘佛教普遍、平等的救济观念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观音信仰还没有和中国传统伦理完全融合,这是和后来佛教报应观与中国伦理相统一的情况大不相同的。 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分析说:本来的所谓观世音应验是一般民众(包含下级官吏和士兵)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诚心归请”或者“至心呼叫”观世音菩萨有感应而发生的。这种故事都宣传向佛教皈依时的心情的重要性。由于心情纯真,所以能够承蒙观世音菩萨的保护。这样我们可以推测,士人们对这种一般人的故事感觉特别有兴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佛教信仰重视心理状态这一倾向里。就是说,他们的唯心主义倾向,是与一般民众放弃一切而向观世音皈依的心情共鸣的结果……当时的佛教信仰的内容十分真挚,所以它具有向信徒们赋予对待社会和生活的视点的能力。用这样的视点来记录外界的事实时,虽然常常为了保护佛教而有意无意地歪曲事实,但在被歪曲了的事实背后仍然存在着真正的事实。所以只要透视到佛教性故事的背后,我们就会接触到当时社会的生动情景。这样,这些作品反映了观音信仰的实态,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除了上述三部书之外,南北朝时期的所谓“释氏辅教之书”(如刘义庆《宣验记》、王琰《冥祥记》等)大都记录观音灵验故事,其中不少是相互重复的。这也是因为对于传播这些故事,“著作权”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让人们信服,让信仰传播开来。而且传说越是神秘离奇,体现的信仰心也越是坚定、诚挚。 清楚显示观音信仰实态的还有如今传世的大量造像,包括石窟造像、造像碑和单体造像。北魏到唐前期的大量观音造像,出自民间无名工匠之手,所附题记也多出于活动在民间的一般僧侣或普通供养者。从不同时期的造像可以看出观音信仰兴盛情形和随时代演进发生的变化。 日本学者塚本善隆和中国学者侯旭东先后对现存观音造像按时代作量化统计,清楚表明北魏时期,观音造像远较佛陀像少,而到唐代则相反,观音造像大大多于佛陀像。对于了解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这一变化显示多方面的意义:供养佛陀的基本目的是成佛,供养观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得救;成佛是更高远的目标,得救则是现实的急切需要,等等。 造像题记是直接反映信仰实态的可靠资料。值得注意的事,其中有关教理的说明很少,表达的观念又显得相当混乱。例如造观音像却表示“愿登紫极”,这是指道教神仙飞升;还有的希望“龙华唱首”,即参与未来世弥勒佛降临时龙华树下的法会,则把观音信仰和弥勒信仰混淆了。这表明当时一般民众并没有、实际根本也不需要深究教理,出现这类“错讹”毋宁说是很自然的。而当时观音信仰的重点在祈求“救苦”则是十分清楚的。这里面有属于宗教性的祈愿,如脱离“三途”之苦,祝愿“生安乐处”“生天”、与佛相值等等,而更多的是有关现世利益的内容,从国祚永固、天下太平、庆钟皇家到家口平安、子孙繁茂、无病长寿、俱受此福,等等,都是着眼于现实人事的。祈愿赐福的具体对象包括皇帝陛下,诸天圣贤,群僚百官,亡过父母,现存眷属,己身及师僧,法界众生等。往往首先提出皇帝和百官,是当时皇权崇高在观念上的反映;而在家族中则已故和现在父母、亲属占主要地位,凸显强烈的世俗伦理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佛教本来的“业报”观念,报应仅及于个人,但在这些造像题记里,却是期望福报会及于家族以至国家。这已经是本土传统的以血缘宗族为主体的报应观念了。观音作为家庭守护神的品格越来越突出,乃是佛教“中国化”深入的具体表现。 再一个有趣现象是出现了“观世音佛”称谓。在教理上,“佛”和“菩萨”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把观音菩萨说成是“佛”,显然意在提高其地位。在造像里则相应地出现了佛装观音。例如山东博兴出土的北魏太昌元年(532)立观音夹侍二菩萨像,铭文里明明说“冯二郎为父母造观世音像一躯”,造像却是褒衣博带、内着僧祇衣的佛装,背后带有应是佛像才有的长尖舟形背光;上海博物馆所藏梁大同七年(541)金铜佛像,铭文是“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缘眷属敬造观世音像一躯……”;故宫博物院所藏东魏兴和三年(541)金铜二佛像,铭文也说“兴和……观音像……见存□福”;而山东曲阜果胜寺出土的北齐武平三年(572)金铜像是菩萨装,铭文却又说“利为息女□生造观音佛一躯”。出现“观世音佛”这种不伦不类的称呼,却正反映观音信仰在整个佛教信仰中地位的提高,也是菩萨思想在中土民众中的独特发挥。又《法华经·宝塔涌出品》里写到释迦在灵鹫山说法,大地宝塔涌出,尔时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大众见二如来在七宝塔中师子座上结跏趺坐,据此六朝造像中多有双体佛像。同时期也出现了双体观音像。据统计北齐时期的已发现八件,隋代的则有十九件。这也是在观念上把观音等同于佛的具体表现。 这样,历史遗存的造像实物充分反映民众间观音信仰兴旺发达的状况,特别是直观地显示了当时民众观音信仰在内容上的特征以及这一外来菩萨在中国被改造的情形。 ……

作者简介

孙昌武,男,1937年9月2日生。辽宁营口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主攻隋唐五代文学、佛教文学,著有《柳宗元传论》 、《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中国佛教文化史》、《禅宗十五讲》等,古籍整理有《观世音应验记(三种)》、《祖堂集》等,译作有《中国诗歌原理》、《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古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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