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战术国防军(第二部)节节败退.1943年失败的战争

问题：国防军已死？ 在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应该都能清楚地看出，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以及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埃尔温·隆美尔元帅（Field Marshal Erwin Rommel）的德意联合装甲集团军在阿拉曼（El Alamein）的溃败]已经动摇了德国人关于战争本质的每一条基本信念。运动战？它已经在地图上三个相隔甚远的地点几乎步调一致地戛然而止。在阿拉曼，在高加索，在斯大林格勒，运动战都已让位于静态的阵地战（Stellungskrieg）。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消耗战，需要付出高昂的人员和物质代价，正是历史上德军一贯设法避免的那种战斗。部队主官积极进取的精神？在阿拉曼瓶颈地带，隆美尔可以说是拼光了*后的兵员和坦克，因此在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Bernard Law Montgomery）兵精粮足的第8集团军发起的进攻面前实际上毫无办法。保卢斯将军也在整个1942年秋天把一个又一个步兵师送进斯大林格勒的城市战绞肉机里。到了*后，他再也没有剩余的预备队，没有能匀出来用于保护侧翼或与友邻集团军保持联系的部队，当苏军在这座城市的南北两侧发起精心策划的反攻（天王星行动）时，他完全没有能力做出应对。在高加索，德军在11月向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发起*后一次冲刺，这座城市是通向格鲁吉亚军用公路（Georgian Military Road）的门户，因而也是通向苏联南方广袤的油田的门户。德军一度接近了这座城市——打到了距离它只有两千米左右的地方，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也耗尽了气力。苏军通过一次反击将他们击退，德军的先头部队差一点就没能突破苏军的包围。在高加索的其他地方，德方两个集团军（东边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西边的第17集团军）在群山中寸步难行，受阻于后勤困难、崎岖的地形和坚固的苏军防线，但*重要的原因还是德军的作战计划胃口过大。 *后，无论我们把普鲁士—德意志兵法的*后一个特点称作“任务式策略”也好，“下级指挥官的独立性”也罢，这两场灾难都对它产生了负面影响。看来在纳粹德国，部队主官要想得到思考或行动的自由确实可能性极低。在1942年的会战过程中，阿道夫·希特勒沉重打击了军官团，他对指挥官们管头管脚、频繁骚扰，还把他们成批撤职——其中有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General Franz Halder）、A集团军群司令威廉·利斯特元帅（Field Marshal Wilhelm List）、不幸的第48装甲军军长费迪南德·海姆将军（General Ferdinand Heim），等等。元首甚至一度亲自指挥起A集团军群，并对其战场表现造成了不出所料的影响。 但是我们在对这段历史做出评价时需要慎重。将1942年东线德军遇到的一切挫败都归咎于希特勒是关于这场战争流传*久的谬论之一，我们中间很少有人冷静地思考过，希特勒在战后对军官团来说成了一个多么方便的借口。由于各条战线分布广泛，而且与德国远隔千里，部队主官在日常的作战行动中仍然有着很大的自由。但是，希特勒能够而且确实对他选择的地方进行了干预，而且他的干预具有不可预测和变幻无常的特性，因而也就更加令人烦恼。在战争初期他也许一度有过某种初学者的幸运，1940年会战的策划和执行过程就是一例。但是，德国官方编纂的战史说得非常正确：在1942年的某个时候，希特勒的决策超出了新奇和反常规的范畴，到了“不专业和有缺陷”的地步。“双重战役”——同时而非先后攻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决策——就是他造成的不幸结果。 到头来，1942年暴露了传统德式兵法的弱点。这种战争方式诞生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公国，成熟于一个疆土狭小的王国，着眼于在161—232公里（约100—200英里）的距离上速战速决，依赖于良好的道路网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在被赋予征服苏伊士运河、伏尔加河和巴库油田的任务后，它便崩溃了。要确定德国究竟在哪个时刻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易事；关于这场战争的转折点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而且永远不会停止。但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客观现实而言，当1943年的**缕曙光降临时，德国军队实际上已经没有通过运动战——也就是通过快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行动——打赢战争的希望。从这个意义来讲，1942年确实标志着国防军的死亡。 是的，我们确实能下这样的断言，但是那又如何呢？战争——尤其是20世纪的工业化战争——是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较量。它并不是军事文化之间单纯的抽象对决。我们不能以如此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它，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蕴含着太多的偶然性，有上千种不同的因素会时不时地改变它的走向。随着德国的传统军事文化走到穷途末路，国防军已经再也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如果曾经有这种可能的话）。但是就短期而言，这样一个抽象的事实改变不了什么——这场战争还有得打。 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对军事历史学家来说，引入“文化”这个平台来展开研究既提出了许多问题，也破解了数十年来的众多谜团。在这方面可以讨论各国的战争方式，也就是据说决定了各国军队如何作战的军事文化。可以讨论制度上的军事文化，即一个既有的军事团体如何看待其自身、其历史及其与广大社会的关系。*后，还可以分析民族文化，即诞生军事机构的母体。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文化就是让历史人物畅游的江河，其中充满了他们可能只是隐约意识到的隐含假设和默认设定。它就是他们的人生可能性和期望的包络曲线。它就是“思维框架”，而跳出框架进行思考的难度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认知。 虽然这些文化先决条件非常重要，但是它们的影响加起来也远远达不到决定历史走向的地步。历史人物也许经常会无意识地感觉到某种心态和采取某种观点，但他们仍然有着自己的人生，会自己做出选择和自主采取行动。让我们从关于犹太种族大屠杀的丰富史学著作中借用几个名词吧：军事历史学家既需要考虑“意向主义”（人类自身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时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考虑“结构主义”或“机能主义”（先决条件、长期原因和系统性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左右程度）。 当我们观察第三帝国在这可怕的一年结束之际所面临的局面时，必须牢记这一原则。我们中间研究战争的学者可能会发现，在1942年以后要给纳粹德国找到一条避免失败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此时大同盟的实力还只是初露峥嵘；特别是美国巨量的物质和工业资源，才刚刚开始抵达战场而已。就潜力而论，同盟国可以把德国像只苍蝇一样拍死。但“潜在胜利”和“实际胜利”完全是两回事。尽管遭遇了种种挫败，尽管德国取得决定性战役胜利的*后希望已经破灭，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覆灭已经无可挽回，德军总司令部里却无人提出投降的建议。德国将会继续战斗。“我们会重建第6集团军。”希特勒自信满满地对他的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将军（General Kurt Zeitzler）说，几乎所有战线都在1943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就流传着一个很有名但也显然很可疑的传说。据说在1939年9月那个决定世界命运的日子里，当英国即将对德国宣战的消息**次传来时，希特勒转身面向他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在1943年年初，德国军队面对的正是当初据说希特勒曾问过的这个问题：“现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