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精神:大字本

说到这里，我原来想用“为人生而艺术”的流行名词以概括由孔子所奠定的儒家系统的艺术精神；用“为艺术而艺术”的流行名词，以概括由庄子所奠定的道家系统的艺术精神。但是，西方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常指的是带有贵族气味、特别注重形式之美的这一系列，与庄子的纯素的人生、纯素的美，不相吻合。庄子思想流行于魏晋、于宋梁；但六朝的骈文，其为艺术而艺术的气味很重，实系由汉赋所演变而出的一派文学，与庄子的精神，反甚少关系。由此即可知庄子的艺术精神，与西方之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趋向，并不相符合。尤其是庄子的本意只着眼到人生，而根本无心于艺术。他对艺术精神主体的把握及其在这方面的了解、成就，乃直接由人格中所流出。吸此一精神之流的大文学家、大绘画家，其作品也是直接由其人格中所流出，并即以之陶冶其人生。所以，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因为开辟出的是两种人生，故在为人生而艺术上，也表现为两种形态。因此，可以说，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不过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常须要在仁义道德根源之地，有某种意味的转换。没有此种转换，便可以忽视艺术，不成就艺术。程明道与程伊川对艺术态度之不同，实可由此而得到了解。由道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则是直上直下的；因此，对儒家而言，或可称庄子所成就的为纯艺术精神。（第二章 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 按论人而轻责人以不死，实为不恕。同时，论人者不能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更不顾自己立身行己之若何，而轻以不合当时情实的高调，加之于古人，实可见言者缺少真正人生的责任感，而不自觉其流于儇薄。赵松雪当宋亡的时候，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以余萌下曹，身当夷狄巨变，恢复既无可言，他唯一可走之路，便是入山归隐，而这也正是赵氏毕生的志愿。此在《松雪斋文集》中，是随处可以看出的。在《咏逸民十一首》序中曾说：“自古逸民多矣。意之所至，率然成咏。聊与同好，时而歌之耳。”（卷三）而在这些逸民中，他特追慕庄周和陶渊明。《次韵钱舜举四慕诗》：“ 周（ 庄周） 也实旷士， 天地视一身。去之千载下， 渊明亦其人……九原如可作，执鞭良所欣。”（卷二）他更有《题归去来辞》，画有陶渊明的像，还有《五柳先生传论》，中有谓：“仲尼有言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卷六）尝自述他的生活是“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卷二《酬滕野云》）。又：“彭泽丹青顾虎头。”（卷四《次韵冯伯田秋兴》其一）不幸的是，早岁为才名所累，受到元室的注意。他**次拒绝了尚书夹谷的翰林编修之荐。等到程钜夫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而以赵氏为首选，正因为他有王孙的身份，于是他的抉择便不是富贵、贫贱的问题，而几乎是死与生的问题。他此时还是二十多岁的少年，因大势已去，名儒许鲁斋们，都以潜移默化的苦心，守降志辱身的权变。何遽能以一死责松雪？以成见论人，自难合于客观事实。例如松雪《岳王墓》的诗是“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这真够沉痛了。但李东阳却说他“已意涉秦越”，更何能为松雪设身处地着想？松雪此后扬历仕途的情形是“议法刑曹，一去深文之弊。条事政府，屡犯权臣之威。佐郡治，则平反役卒之冤。兴学校，则奖励勤苦之士。官登一品，名高四海，而处之恬然若寒素”。他虽然与当时名儒所走的路不同，而用心并无二致。一个过了气的王孙，在实际上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有何分别？而必须严其贬责？并且在他的内心，实际是以这种富贵为精神上的压迫，因而这便更加深了他对自由的要求、对自然的皈依、对隐逸生活的怀念，因而加深了他艺术上的成就。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得到现实生活与精神向往的完全一致。不因现实生活而埋没掉精神的向往，并加深精神上的向往，这种矛盾生活，常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宿命，也常更由此而凸显出艺术家的心灵。《重江叠嶂图》，为松雪煊赫名迹，王世贞谓其“冲澹简远，意在笔外”。虞集所题的诗却是“昔者长江险，能生白发哀。百年经济尽，一日画图开”。虞集是能真正了解赵松雪的，并且他也能领略此一图卷冲澹简远的崇高价值的。可是他更能知道在这种冲澹简远的后面，却是一位“白发哀”的作者。此后更有明代大画家沈周（石田），也能说出“还从惨淡见旧物，似有涕泪含孤忠”的话。这不足以为由人生矛盾中产生伟大艺术而作证吗？赵松雪在艺术上能有伟大成就的根据，由此可见一斑。（第十章 环绕南北宗的诸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