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

1910年12月24日，一个严寒的下午，北满哈尔滨火车总站上，到达一位年轻的中国医师。他的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1英尺等于12英寸，1英寸等于254厘米］，就是从中国南方人的标准来看，也不算高大。随他而来的是他的助手，一位瘦削的广东人。医师右手提着一架英国造的贝克（Beck）牌袖珍型显微镜以及从事细菌学工作所必需的物品；他的助手则提着一个藤箱，里面装满了各种染色剂、载玻片、盖玻片、盛着酒精的小瓶子、试管、白金接种环、针头、解剖钳、剪子等为开展实验室检查工作所必需的工具。另一个较小的藤篮里装有三打盛有琼脂培养基的试管，这些试管都用棉花塞住管口，直立在篮子里。这些培养基是常见细菌，特别是黑死病细菌生长所必不可少的。 这位医师就是伍连德，他的助手是林家瑞。此前，这位医师已在天津的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3年， 而他的助手是从该校40多位高年级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在接到外务部（当年外交部的称谓）的命令后两天，他们于12月21日离开北京，经3日方抵达。他们**天在长城东端的山海关过夜，接着在东三省或称满洲的首府奉天投宿第二夜。“满洲”之名，比东三省更为外国人熟知。 海关监督，即由俄国人控制的铁路附属地内中国的*高行政长官，派遣了一位下属来接待这两位来客。忙乱与兴奋之余，这位官员尽其所能照看他们车中的行李——除了两个箱子，还有应对此处寒冬必不可少的两条厚厚的被褥。车站里的搬运夫都是俄国人，他们身着厚重的羊皮外套和棉裤，足蹬坚硬笔挺长及膝盖的毡靴。要搬运这四件沉重的行李，需要两个人抬。尽管这些行李异常沉重，但对这些高大健硕的搬运夫来说却轻而易举。他们用简单的铁钩子熟练地将行李挂到系于双肩的皮带上即可搬运。室外的空气极其寒冷，寒暑表显示为零下25~35摄氏度，然而干燥、清新。该车站有两个候车厅，一个供头等和二等车厢乘客候车，另一个供三等车厢乘客候车。从户外进入候车室，就像从冰窖进入了火炉。俄国人认为，要想保持室内温暖，就应采用8英尺高的大火炉，里面还要塞满10 到15块长达1俄尺［阿尔申俄尺，约等于071米］或2英尺的大木柈。 车站正门外停着一辆由两匹蒙古小马拉着的俄式敞篷四轮马车，车轮是硬胶皮的，它正在等候这一行来客。他们乘车经过一座跨越铁道的高桥，来到市镇里叫做埠头的商业区。早已为这两位来客预留了房间的旅馆，紧挨着铁道，店主是一位俄籍犹太妇女。她的店伙计是一位来自山东的身材高大的男子，忙里忙外，在旅馆里无所不干。伺候客人洗过热水澡后，便享以美味的俄式晚餐，餐桌上有罗宋汤（卷心菜、胡萝卜加上西红柿和肥牛肉块一齐烹煮，并用数量随意的酸牛奶调味）、俄式牛肉条（腰条肉、新鲜奶油及洋葱煎制）、大块的俄式面包“列巴”和新鲜奶油。用过难忘的晚餐，躺在厚实松软的床垫上，在暖融融的房间里，伍博士和他的助手很快便进入梦乡。待到他们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清晨8点多钟。 在当地，不管俄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因为俄国人依然只认从老式的儒略历，它比世界公用的格里历要晚整整13天；而中国人当然只恪守孔夫子的历法［指中国的农历］，只有等到1月31日，他们才去庆祝新年。于是这两位来访者只得去用简单的早点。除了黑面包，就是俄式咖啡（随意用新鲜热牛奶稀释的味道醇厚的咖啡精）。走出旅馆，他们在街上看不到任何为烘托节日喜庆气氛而装饰的房舍，商店全都照常开门营业。只见大小玻璃窗上，都被厚厚的一层冰覆盖。他们扬手招来一辆马车，乘车来到了道台衙门。这座中国海关监督的办公院落，也在哈尔滨的埠头，距来客住处不过半英里［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之遥。马车进入东辕门，西边则是单向出口。入门后是一个大四合院，里面有马夫正在训练十几匹矮种马。就像绝大多数中国官衙建筑一样，道台衙门的平面设计千篇一律：正面大门面朝正南，有门吏看守；各种办事机构以及官吏属员们的生活用房分列两旁；一道正门通向处理政事或是接待显要客人的正堂，后院则是官员及其家属的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