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书随笔集版本与目录

版本目录，是研治古代文史**的入门知识。这一点，随口说说，大概谁都没有异议，可若是落实到研究实践中来，则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各有各的干法，特别是很多历史学者对掌握版本目录知识、关注版本目录问题的认识，在我看来，是很不妥当的。
例如，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文史兼通，学术领域宽广，在古代历史和古典文学的很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高水平的见解。在我十分有限的见闻范围内，黄永年先生的古代文史素养和研究水平，可以说并世无双。但由于先生的研究大多以版本目录学知识为基础，以文献考辨为主要分析手段，竟然被某些自以为是的历史学者，贬抑为“历史文献学家”，意即黄永年先生基于文献考辨的文史研究，很不够档次，算不上对古代历史“问题”的研究，当然也就不配“历史学家”这一桂冠，只能勉强算一个“历史文献学家”。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述一个具体的例证。大约二十年前，某位很有名，也很有地位的历史学者，当然是我的前辈学者，很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老师，近年出版的像《唐史史料学》和《古籍版本学》这样的书籍，才代表他的学术水平，而他关于唐史和北朝史的研究，就达不到这样的程度。”我当然听得出来，这位先生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就是黄永年先生的唐史研究和北朝史研究，不管是方法，还是见识，都殊不足道。我从来无意站在师承门派的立场上来评判一个学者的素养、水平、成果和学术贡献，老师水平高并不意味着学生也有成就。抛开这些无聊的世俗观念不谈，我很在意的是，这位前辈的评价涉及我们对学术研究方法的认识，而像他这样的认识，我是不能认同的。
如同我在一开始讲的，像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的研究，究竟该怎样做好，往往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做法。在我看来，黄永年先生之所以那样重视历史文献的基础，重视版本目录问题，并不是他要把这样的问题视作自己研究的重点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内容或是专门的内容，而是他认为研治古代文史问题，必须由此入手，必须立足于此，不然是做不出像样的研究的。黄永年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讲过，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他就是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历史学者。在他看来，若是不具备相应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者。
这一点，从他撰著相关著述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黄永年先生写《唐史史料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这些内容通贯的版本目录学著作，他大致都是在一个月之内完成的，可谓一挥而就。为什么写得这样快，又能写得这么好？是因为他日积月累，知识早已烂熟于胸。平时，就是靠这些知识做学问，搞研究；到带研究生，有教学需要时，就倾泻而出，用不着现花什么力气。更准确地说，黄永年先生从来没拿版本目录学知识当一回事儿，他真正关心的，是研究和解决那些疑难的历史问题，版本目录不过是他需要利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想从相反的方面来举述两个例证。
一个是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的和籴之法由西北边州地方制度被引进成为唐朝中央制度的观点；更清楚地讲，是陈寅恪先生把和籴以济京师这件事，看作隋唐制度河西地方化的一项重要例证。针对这一观点，黄永年先生曾撰写《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一文，对陈说做出很有力的批驳（此文收入先生文集《文史探微》）。
在这篇文章写成和发表之后，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讲道：“没想到陈寅恪先生研究这个问题，竟连《册府元龟》都没有看。”这是因为稍一展读《册府元龟》，就可以看到许多唐代以前中原政权施行和籴以济京师的做法。这虽然大多都不是**手的原始史料，但它很便利，也很可靠。
《册府元龟》是分类的政书（这也是黄永年先生提出的观点），主要是编录所谓“正经正史”的内容，因而查找这类史事，是极为便利的。可是，陈寅恪先生竟然查也没查，看都没看，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陈寅恪先生对相关目录学知识重视不够，要不然何以能够在提出如此重要的观点时竟不去稍加查核？
版本目录学知识就是这么重要，稍一疏忽，它真的就能把你带到很深的沟里去。即使你研究历史的立意再高远，所谓“问题意识”再浓烈，版本目录这一关过不了，结果都很难说。就以陈寅恪先生这项研究为事例，即使《册府元龟》里没有上述那些内容，但你若是连这样*为便利的基本史籍都没有查核过，就算结论对了，也只能说是蒙的。作为一项严谨的历史研究，这样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另一个事例是我在研究司马光构建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时谈到的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问题。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中，以为汉武帝与其太子刘据之间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由此导致了巫蛊之变，并出现了他在晚年改变自己治国路线的政治大变革。田余庆先生得出这一观点的史料基础是北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而这些记载是不见于《史记》《汉书》等可信的西汉基本史料的。
研究不同时期的历史问题，应该怎样合理地选用史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目录学问题。我考上研究生后，一入门跟随黄永年先生读书，他就非常明确地在课堂上讲过，研究秦汉历史问题，是绝对不能拿《通鉴》当史料用的。这是因为司马光写《通鉴》时，已经看不到任何我们今天见不到的有用的史籍。而田余庆先生竟然主要依赖《通鉴》，得出这么重要的看法，能靠得住吗？尽管田余庆先生这篇文章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赞誉，风行中国历史学界很多年，但至少我认为是绝对靠不住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是很基本的目录学知识问题。经我查核，司马光写《通鉴》这段内容时，依据的是南朝刘宋时期王俭撰著的神仙家故事《汉武故事》。稍习史料目录学知识的人都会明白，这当然是很不靠谱的（详细的论证，别详拙作《制造汉武帝》）。
做古代文史研究，有的学者是很讲究“博通”的。只有博通，才能精深。只盯着一口井往下挖，是怎么挖也挖不到大海的。而研究的博通，首先就是版本目录学知识的博通，在这方面若是孤陋寡闻，其成果的总体质量和学术造诣，我总是要怀疑的。业师黄永年先生一生的研究，都以版本目录学知识作为重要基础，道理正是如此。
我想，上述这两个事例，已经能够很好地说明版本目录学知识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反过来说，我们若是重视版本目录学知识，关注版本目录学研究，就应该能够让我们更有底气、更有条件去研究和解决狭义的版本目录学以外的众多历史问题。这也是我想和大家讲的一个重要经验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