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

修订版前言 十年前我们出版了《文化研究关键词》的**版。显而易见,这个关键词并不全面———当然,没有一本关键词是全面的———但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地勾勒出此时此刻的理论处境。实际上,这样的目标在书一出版之后就变得过时了:世界在剧变,而对这个世界进行解释和捕捉的理论也在快速地更迭。我们这本书大概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前后的理论潮流。显然,*近十多年来的理论趋势在这本书中没有得到表述。因此,我们决定增补一些新词来完善它(实际上,这不可能是绝对的完善)。这个关键词已经印刷了两次,现在,我们在第三次重印的时候,决定增补三十多个新词(这本书已经太厚了,我们不可能进行更大规模的补充)。这些新的关键词基本上都是*近十多年开始引发关注的。我们按照自己的判断,将它们从众多流行的理论概念中选择出来。显然,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基于它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基于我们自己对它们的意义判断———有些概念非常重要,但并不一定广为人知;反过来,有些概念非常流行,但其实它贫乏而空洞。这些词的命运寄生在它们的发明者身上,和发明者的命运一样浮沉:有个时段非常流行,但很快就会过眼云烟;有时候长期默默无闻,但在另一个时刻,会被各种各样的机缘莫名其妙地唤醒。
大体上来说,在法国以后结构主义为名聚集在一起的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和拉康引发了20世纪后半期剧烈的理论地震(与之相呼应的还包括德国的海德格尔、本雅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而今天的理论潮流则是他们的震后余波。一批新近的理论家消化了上一代人的概念,它们结合今天的现实对这些概念进行创造性的解读,并以此建立自己所特有的理论框架。理论总是在批判中创造性地重构出来的。这也是理论的自然进展法则:总是要摆脱前人的思想框架,总是要发明一套新的纠正和解释理论。这一新的理论也意味着是用陌生而崭新的目光来看待既定的历史和现实。德勒兹谈论福柯和尼采的关系时说,尼采射出了一支箭,福柯把他捡起来射向另一个方向。这就是理论和理论之间的形象关系。理论总是在接续、应用和反驳的过程中展开自身的历史的。当然,理论无论如何抽象晦涩,它总是在“现在”的土壤中耕种出来的。
毫不意外,今天的理论家们又拾捡起了上一代人射出的箭。这本关键词就是试图勾勒出这不同的理论之箭的各种飞行节点和轨迹。当然,它不是按照这确定的轨迹来编排的,它的编排完全是偶然的(凭借的是这个词语的书写字母顺序),它因此呈现出的是一个难觅踪迹的立体网络。不过,它并非没有关联,人们在这些不同的关键概念中会找到某些共鸣和呼应关系。人们可以从其中任意一个词开始,但一定会找到与这个词有关联的另一个词,只不过这另一个词并不紧密地站在它的身边。
当然,要通过这些关键词去从事严密的研究远远不够,它们是高度压缩和简化的概念,我们这里的简要勾勒也远非完美准确。这与其说是对一个理论概念进行的标准解释,不如说,这是对那些意义含蓄的理论概念的一个轻微撬动。 前言:词语的深渊
本书搜集的这些关键词条,总是在各类理论书籍中频繁地闪现。它们随意地置身于某些篇章中、某些段落中、某些句子中,甚至是,某些标题中。我们———这些理论学徒———总是在理论课本上不经意地和它们遭遇。这样的遭遇情景往往是,在通常是通畅的阅读中,突然崩出来某一个词,它打断了我们的节奏,使阅读变得磕磕碰碰,犹豫不决,就如同一个在平静的大道上自如地行进的人突然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一样。我
们不得不停下来,细细地端详这些挡路的词语,并将它们从句子中小心翼翼地摘出来。有时候,这些被摘出来的词语,一旦脱离了语境而以一种裸露的状态出现,它们看上去便毫无异常之处。比如,“星座”这个词,它们单纯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一群人围坐一起愉快地进行命运和性格推测这一游戏场景,就自然地会浮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当它被本雅明的忧郁而婉转的笔所书写出来,却会让人踌躇不决。在另一些时候,
人们面对着这些词语,从它被翻译出来的汉字组合中找不出任何的意义踪迹———这些词语完全溢出了我们的汉语经验。尽管我们总是遭遇它们,但是如果没有专门的解释,对于我们来说,它永远是一个晦暗的秘密。比如,“能指”这个词,尽管它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但是要在这两个单纯的汉字组合中寻找它的意义,依然会徒劳无功。这些词,或者因为它在特殊语境中的特殊意义的运用,或者因为它在汉语中由于强制性的翻译而带来的陌生性,它们埋伏在理论著作中,就像埋下的一道道黑暗深渊,让人望而却步。而理论,恰恰就是由一道道深渊组成的巨大谜团。对于那些非专业领域的人来说,理论,如同数学门外汉面对着的复杂的数学方程式一样,让人一筹莫展。
既然如此,理论和哲学为什么要发明这些晦涩的语词概念? 通过概念和词语的围墙将一般人拒绝在理论和哲学的门外,是理论家的天性吗? 德勒兹总结自己的哲学生涯的心得之一就是,哲学就是要发明概念。但是,发明这些概念,并不是为了发明晦暗本身,而是为了发现这个世界的晦暗。换一种说法就是,这些深渊般的理论概念,之所以变得晦暗,并不是因为词语本身的晦暗,而是因为世界本身的晦暗。世界本身如此之复杂和晦暗,以至于任何的词语都难以将它耗尽,而词语一旦力图去捕捉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必定气喘吁吁,负荷累累。理论和哲学,同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并不是处于生活世界的另一端,相反,理论和哲学都是对世界的表述实践。这种表述实践,充满着运用词语的技术。关键词语和概念的发明,是理论对世界进行表述的权宜之计。晦涩的世界,必须借助词语通道隐约地现身。理论家将某些词语和概念召唤而来,就是为了利用它们,尽可能地照亮世界的晦暗秘密。这些词语,其命运,在理论家手中得以改变。理论家选择它们,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特定机缘,但是,他们往往是将这些词语的原初意义作为凭借,然后,在这个原初意义上不间断地进行意义的繁殖。这些词,其意义的增殖过程,也通常是原初意义不断地退隐的过程。一旦被理论家所选择并作为关键的概念来运用的话,词语,在理论著述中的效应,就如同一块单调的石头被扔进池塘中一样,它负载的意义像波浪般地一层一层地荡漾开来。这些词语和概念被种植了大量复杂和晦暗的内容,它们被过度地运用,以致其基本字面意义反而隐而不现。反过来说,这些复杂和晦涩的世界信息,它们强行闯入这些词语中,让词语变得肿胀、饱满和丰富,让词语的意义从其原初的单一性上扩散和弥漫开来。还有一些理论家,甚至
对所有的现存词语都不满意,现存词语的既定意义踪迹,对于他的理论陈述而言,总是不尽如人意,因此,不是借助于一个既定的词来繁殖意义,而是在已有的词汇上进行词的改造,进而发明一个新词,并赋予这个新词以意义,这也是一个常见的确定理论概念的方式———不用多说,我们马上就能联想到德里达的例子。对汉语读者来说,这些关键词语还有另外一层复杂性:它还需要被翻译一遍。对一个词的翻译,实际上是将这
个词的意义进行一种搬运,将这个词搬运到另外一种空间和时间编织的情景中。词的意义,在这种跨越时空的搬运旅途中不断地经受损耗和添加。此时,译者延续了理论家的工作,在理论家一而再地赋予该词新的意义之后,译者再次为它添加、删削和转换新的意义。因此,在汉语中来解释西方的理论关键词,就需要在揭开理论家赋予它的诸种意义面纱之后,再次揭开翻译者为它所编织的新面纱。
这些关键词一旦被确定下来,有时候,它就脱离了理论家之手,变成了一个自主的世界。关键词的命运在历史中注定会风雨飘摇。有很多词,从历史的深处顽强地延伸下来,在历史的延伸过程中,词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词义的流变和生成,不仅负载着词语自身的历史,而且还负载着历史本身。这些词表现了强大的生命繁殖能力,它们在哲学和理论的历史中存活了千百年。还有一些词只是风行一时,它们短暂地披上了理论的辉光后,不久又恢复到了平庸的常态。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一些关键词历经命运的反复沉浮,它被发明出来,但在某些历史时刻,却沉默无语,而在另一些历史时刻,则又被邀请出来大声诉说。有些词,其命运和它的发明者的命运休戚相关。有些词,则完全抛弃了发明者而自生自灭。但是,无论如何,每个时代都会发明自己的理论关键词。这些词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将自己构造成独立世界的同时,也不得不等待着后人的增补和解释———用德里达的说法是———等待着自身命运的“延异”。这些关键词,其表意实践的技术,为一种矛盾性所铭刻:它们复杂晦涩,将自身设置成一个概念的深渊,但是它也发出自身的特殊光芒,去照亮这个晦涩的世界;它为自己构造一个语词秘密,但是是为了去发现一个世界秘密;它将一个世界隐藏起来,又将一个世界重新打开了;它为自己披上了面纱,但又是为了揭开另外一层面纱;它从日常经验中退隐,但却是为了发现日常经验的核心;它培育了自己的世界,但注定会掩盖另一些世界。关键词的悖论在于,它为自己构造了一层物质性,一个厚度,一个自身的深渊,但却是为了让另外一个深渊剥开自己的厚度,剥开自身的物质性,剥开自己的深渊。哲学和理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场词语和世界之间彼此追逐的表意游戏?
这本书正是试图去探索这些词语构筑的深渊,这些意义繁殖过程所编织的深渊,这些时空交织起来的翻译深渊。同时,借助于这种探索去探索词和物之间的意义的差异性深渊。它强烈地希望能将这些关键词的意义的繁殖实践过程暴露出来,希望能对一个词的传记进行恰当而简要的叙事。对这些关键词语的选择,取决于它们在今天被谈论的频率(尽管有些词非常古老,有些词还非常年轻);也取决于它们在今天的文化
理论领域中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关键词汇编);此外,它还取决于我们这些撰稿人自身(这其中有很多词是词条撰稿人自己提出来的,也有一些计划中的词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作者而被迫放弃了)。就此,这些关键词,在此时此刻被挑选出来,同样充满着机缘:二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后,这样一个词语列表肯定会面目全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关键词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它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需要不间断地增补和删削。
为什么要编撰这样一本由词组成的书? 历史的写作本能之一就是要记载置身于它中间的“事件”,对于我们这些校园中的作者来说,唯有词语才构成我们的“事件”,记录这些词语事件,既是一种学术和教学职业,也是参与历史的方式。或者说,我们参与历史的方式,就是在教育机器中思考———无论是对这种教育机器进行反思,还是在教育机器中进行再生产。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这本书,这些“词语事件”,对于庞大的教育机器,起到一些微末的激活作用。尽管它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有些词条过于复杂,我们难以准确地勾勒它的全貌———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对学生有用,事实上,它也应该会对学生有用———我是本书的**个读者,也可以说是**个学生,我从书中受益匪浅。
事实上,一直以来,我也从这些作者这里所学甚多,从他们的言语交流中、从他们的沉默写作中所学甚多。这些作者,除了少数几个未曾谋面外,大多数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们对这些关键词的写作,再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这些关键词,对我来说,不仅是它们的意义雾霭被揭开,而且还是我和众位作者友谊和交流得以持续和牢固的线索。
组织这些词条的编撰工作,得益于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佘江涛先生和杨全强先生的信任,正是他们的友好邀请,使我在这项琐碎的工作中也享受到了乐趣。此外,感谢《读书》杂志的汪晖先生和叶彤先生,在我们的计划启动之初,他们就在《读书》上发表了本书中的部分词条,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感谢《国外理论动态》的黄晓武女士,她和她所在的杂志毫无保留地支持了这项工作;也要感谢友人陈永国先生,他在这本书中没有出现,但是他以另外的工作形式帮助了我,帮助了这本书。*后要感谢罗钢老师,本书中有十来位作者曾经受惠于他。这次,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将曾经是他的学生的作者,以这样一种方式———一种通过写作来交流的方式———聚集起来,向他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