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深圳

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 深圳的一切，都来自那个冰河解冻的春天。 深圳的一切，都来自那声改革开放的召唤。 许多过来人回想起那个春天，一切历历如在眼前，海在天上，天在海里，一轮刚刚从大海上升起的太阳，如梦初醒。 对于深圳，那一年的春天仿佛在歌曲《春天的故事》中发生，“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在汹涌澎湃的春潮中，一位老人以划时代的激情，将一个处于中国南方边缘的边陲县推向改革开放的*前沿。 这年春天（1979年3月），宝安县撤县设市。在建市之前，深圳的知名度就比宝安大，尤其是深圳口岸早已名声在外，习仲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以深圳为市名。深圳市*早定为省地共管的副地级市，同年11月又升格为省辖地级市。1981年再升格为副省级城市。到了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这也是破天荒的。一座城市在短短的几年内“连升三级”，这在国内外都是破天荒的。 这年春天（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在深圳蛇口建立中国内地**个出口加工工业区，这也是中国**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又是一个破天荒。 只要追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三个推动历史进程的人物，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个是主政广东的习仲勋，还有**个敢于吃螃蟹的深圳人—袁庚。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1917年出生在大鹏镇。他是一位海员的儿子，父亲一辈子在大海上“揾食”，他是被大海一口一口喂大的。他和抗英名将赖恩爵一样，都是大鹏镇土生土长的客家人。一位生逢乱世的大鹏之子，从小就对大鹏先贤赖恩爵特别崇敬，欲“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这也是那一代人共有的胸怀和抱负。袁庚在广东省广雅一中毕业后，于1936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燕塘分校（又称黄埔军校广州分校）。1939年，袁庚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流域和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历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驻港办事处**任主任。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袁庚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的身份，被派往香港与港英当局就东江纵队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他出色地完成了这次谈判任务，在处理涉外事务上的才干也开始为人熟知。1946年，袁庚随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烟台，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随后编入第三野战军，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9月，袁庚任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参加了解放广东沿海岛屿的战斗，如今深圳市南头半岛的前海、蛇口和大铲岛一带就是他率部解放的。这位年轻的炮兵团团长看着那被炮火撕裂的焦土和弥漫在海天之间的硝烟，眼中没有太多胜利的豪情，却有满目疮痍的伤痛。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还在发烫的炮筒，不由得冒出这样一句话：“这里，从此再也不会有炮声响起！” …………………… 一位历经战火淬炼的军人，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维，干什么都要先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那么香港招商局的地利在哪里呢？香港地域狭小，又是寸土寸金之地，凭招商局那点儿资本在香港不可能伸展拳脚。他将目光放到了对岸的南头半岛，那是他当年亲手解放的地方。若能直接杀回自己原先的战场，既可以充分利用广东省的土地和劳动力，又可以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这是双赢的*佳选择。他还未改掉那“远略英谋，临机果断”的军人性格，没有给自己犹豫的时间，随即就把脑子里的念头开始付诸实施。1979年春天（1月31日），适逢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改革开放的重大契机，袁庚带了一份香港明细全图赴京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请求在南头半岛划一块地方给招商局建设工业区。李先念在南头半岛的根部用铅笔画了两条杠，准备把整个南头半岛都划作工业区。但袁庚考虑到当时招商局只有那么点儿家底了，这整个南头半岛他还真是不敢要。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那时候，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还是史无前例的一场试验，一旦出现闪失，势必对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形势造成不利影响，政治责任重大。他对李先念说，他只想要一块小地方，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李先念于是改圈了蛇口的一小片海湾和土地，又对袁庚说：“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 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老一代革命家，都有一股子冲锋陷阵的劲头，说话都挺冲。 袁庚虽说一直后悔自己当时“胆子太小”，但如今只要说起改革开放之初*猛的闯将，许多人的**反应就是袁庚。蛇口工业区一经国务院批准，袁庚便带着**批拓荒者开进蛇口。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袁庚则是蛇口这一小片土地的总设计师。他深信这是命运的安排，这也是他*后的使命。 蛇口，地处深圳南山区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而蛇口本身就是一个神话，相传后羿射日，一连射下八个太阳，当他把第九支箭嗖的一下射向天空，一条巨蛇从天而降，蛇身化作狭长而蜿蜒的海岸线，而蛇头正好落在南海边，那蛇口还真像一个朝着大海张开的蛇口。但这个神话一直只是传说，蛇口的命运，接下来将缔造出一个创世纪的神话。而*初划给蛇口工业区的开发用地，哪怕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也只有2.14平方公里。这一小片土地**次在地图上被醒目地标示出来，只是那时候还极少有人知道，它将成为贴在深圳经济特区身上的一个举世瞩目的标签。袁庚以他那惯有的军人步伐转了一圈，对身边的人笑道：“你们看，这一小片狭长的土地就像试管一样。”这个风趣而形象的比喻，还真是逼真地说出了蛇口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划出的**片试验田，那么蛇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试管。 那时蛇口还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人民公社，良田沃土是不能占用的，划给蛇口工业区的是一片被历史和偏见遮蔽得太久的海边荒滩和荒山坡。这海滩上没有红树林，只有疯长的咸水草，烂泥荒滩散发出一阵一阵的腥臭味。一条黄泥小径一路向大海蜿蜒而去，又从大海蜿蜒而来。那些去捕捞沙井蚝的渔人，随它而去，又随它而来，一双双赤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拖泥带水的日子，把一条路走得坑坑洼洼、弯弯曲曲，却从来没有谁正眼瞧过这片土地。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从一开始就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1979年7月2日，这是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日子。三十年前，一位当年头戴钢盔的炮兵团团长曾经发誓：“这里，从此再也不会有炮声响起！”而今，他又戴着安全帽站在自己亲手解放的这片土地上，摆在他面前的不是军用地图，而是蛇口开发的一幅蓝图。如果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么还有一位老人在这两平方多公里的土地上画出了中国内地**个出口加工工业区的**幅蓝图。为了这幅蓝图，袁庚违背了自己当年的誓言，一如当年指挥作战一样，那手臂猛地一挥，一声令下，轰然震响的炮声顷刻间震撼了荒山坡，掀起纷纷扬扬的尘土，连被埋得太深的石头也像从蛇口吐出的倔强牙齿。海风在炮声中呼啸，海浪在震荡中翻滚。这振聋发聩的炮声，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声开山炮”。炮声撼动的又岂止是这一片荒山坡，还有那板结的体制和僵化的思想。此时，还不能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却已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当挖掘机掘开海滨淤积的滩涂，一次就发现了四百多具偷渡者的骸骨。那数十年间，不知有多少前赴后继的偷渡者被海浪吞没了。袁庚满眼悲怆地看着这些遗骸，又下意识地冒出一句话：“从此，这里再也不会有人偷渡了！” 就在蛇口打响**声开山炮的这一年，从中央到广东省、深圳市都在为中国**个经济特区而紧锣密鼓地筹划着。此前，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已代表广东向中央提出要划出一块地方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但这试验田叫什么名字呢？这就像为一个即将分娩的新生儿正式命名，必须郑重其事，一直定不下来。邓小平豪爽地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他这一句话，就把深圳经济特区的名字正式定下来了。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命名，这是以特区的名义重新定义了一个时代。邓公还以一种革命家的豪迈激励广东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没有钱，这是实事求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又加之政策失误的历史原因导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到处都要用钱，国家财力捉襟见肘。邓小平、习仲勋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革命家，“杀出一条血路来”，既是他们在战争年代的生命体验，更是他们对改革之路的洞察和预见，这一路上将遇到重重障碍和阻力，你只能像冲锋陷阵一样“杀出一条血路来”。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1980年8月26日，这是一个早已从日历上撕掉的日子，但也有不少有心人保存了这张日历。这一天，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这一天被世人称为“深圳生日”，但严格说，这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生日。深圳，深圳，其实是两个不同层次也不容混淆的概念。一个是深圳市（面积2050平方公里），一个是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圳市境内划出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初为327.5平方公里，补更调查数据为395.992平方公里，实际可开发面积仅约110平方公里）。这一片沿着海岸线延伸的狭长土地，东起大鹏湾边的梅沙（背仔角），西至深圳湾畔的蛇口工业区（珠江口安乐村），北靠当年东江纵队的根据地梧桐山和羊台山脉，南邻香港，以深圳河为界，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和盐田区。沿经济特区设有全长八十多公里的管理线，这是第二道关卡，俗称“二线关”。关内为特区，关外则为非特区，在同一座城市内实行分隔管理，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创举。 深圳是中国**个经济特区，但并非唯一的特区，而是中国*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之一。根据中央的指示，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建成一个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的工、商、农、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并存的综合性特区。而深圳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还将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试验和示范的国家使命，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探索和积累经验。如果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深圳就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路者，这水有多深，这风险有多大，都必须有一股“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冲在时代的*前锋。 在某种意义上说，蛇口提前打响的**声开山炮，也是深圳打响的**声开山炮。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大规模的开发立即全面铺开，中央军委调遣了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支援特区建设，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十万建设者也如潮水般奔向深圳，都是特区建设的“开荒牛”。 1982年夏天，我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海魂衫，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深圳。我来了，赶海来了！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在内地已有一份安稳的职业，我来这里不是为生存所迫，而是想要换一种活法。人到了特区，心也跳得快些。这是真的。这是一个热烈的世界，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热，海风滚烫而凶狠，而海浪的拍击也是可以产生大量的热能的。我还不太适应被大海反射过来的灿烂阳光，一直眯缝着两眼，让我突然觉得自己走错了地方。那时的深圳还是一座被农村包围的城市，整个特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是工棚、脚手架和搅拌机。一条条刚从泥土里平整出来的路面马上就挤满了人，扑上来的灰土落在身上，让我脚步沉重。和我走在同一条路上的，还有成群结队蜂拥而来的农民工。他们都忙着把自己往离大海*近的地方搬运。蛇皮袋，搪瓷缸，塑料皮捆着的被窝卷儿，这是当年所有农民工的共同特征。他们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特别经得起摔打，经得起折腾。和这些人拥挤在同一条路上，我感到非常偶然，又十分茫然，甚至有种被裹挟进来的感觉。在这里，他们不愁找不到事做。一个乡下汉子，刚刚放下身上的蛇皮袋子，立马就能在这里找到一个什么活路干干。他们在路边搭个简易窝棚，立马就能开铺睡觉，生火做饭。在大锅里炒菜的不是锅铲，而是挖土的铁锨。他们是那样按捺不住，他们浑身充满了力量，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 追踪深圳经济特区之路，首先就要从“深圳**路”—深南大道开始。在建市之初，深圳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碎石路面在烈日下尘土飞扬，深圳派人去香港招商，好不容易招来了几个港商，可刚一跨过罗湖桥，这些西装革履的港商就被灰尘呛得咳嗽不止，连眼泪都呛出来了。为了不把这些港商“呛回去”，深圳市政府痛下决心，决定修通一条横贯市区东西的主干道。1979年7月，**支踏上深圳土地的陆丰建筑第六施工队承接了开路工程，这支由农民工组成的县级建筑工程队，在深圳城市街道拓荒史上写出了艰辛惨淡的**笔。这筑路工地没有路，施工设备非常简陋，成千上万的土石方只能靠人力用板车推的推、拉的拉。我来这里时，很多路段还没来得及浇上柏油。而说到浇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还真是难以想象，工程队连洒油机也没有，他们用铁皮焊了个二十多斤的土漏斗，让两位身板好的汉子用手臂举得直直地操作。那刚刚浇上的沥青被烈日烤得黏黏糊糊的，连修路的民工一个个看上去也是黏黏糊糊的，就像刚从柏油桶里钻出来的，脑门子上，脸上，臂膀上，背脊上，一片焦煳，流淌着污黑的汗水，散发出污黑的气味。一位洒油工换班时想把胶鞋脱下来，却怎么也脱不下了，那沥青把胶鞋给烫熔了，把裤子也粘住了。 ………… ……………… 1979年蛇口港开工后，袁庚这个六十多岁的总指挥很着急，走到哪里都是风风火火的，恨不得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但很多年轻力壮的员工还是习惯于磨洋工。港口建设的**项重任就是清理淤泥。按袁庚的测算，平均每人每天（八小时）能运送四十车泥土，但运泥工一个个就像老牛拉慢车，每人每天只能运送二三十车。这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香港招商局为直属交通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铁饭碗，拿着死工资，你爱干不干、干得好与干得差都是一个样。袁庚当年10月在全国率先推出并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按每天四十车定额，完成定额者每车奖两分钱，超额每车奖四分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别看这几分钱的奖金，那时候四分钱差不多就是一个鸡蛋的价钱了。这一制度拉开了新时期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效果立竿见影，哗—运泥工的干劲一下就被奖金鼓起来了。每人一天少则能运送八九十车，干劲大的甚至高达一百三十多车，一天就能领到四块多钱的奖金。这就是生产力的解放啊！但奖励制度很快就被上级叫停了，施工效率也在一夜之间回落。袁庚拍案而起，他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叫板。后来，经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这小小的蛇口工业区才恢复了定额超产奖。这之后，从深圳到全国都逐渐推行起这种“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工资奖金制。这是袁庚在蛇口开创的又一个**。 后来几年里，袁庚这位拓荒者还开创了一个个破天荒的全国**，有人总结他先后开创的二十四项全国**：创办国内**家为全球市场服务的跨国经营集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集集团）；在全国首开工程招标先河；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办了中国**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区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袁庚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又进行了一次突围，在全国率先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人才公开招聘和竞聘上岗；与此同时，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个对领导干部实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制度；率先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这一系列动作，以敢闯敢试的大无畏精神，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打破了干部终身制。 这每一个**，无一不是当时体制上的突破之举。袁庚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型干部，但从来没有宏旨高论，一出口就是心里话、大实话，这也让他率先发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先声。那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人还没有从闻利色变、谈钱脸红、“越穷越革命”的年代走出来，而利润和效率长期被国人视为资本主义的专用词。难道社会主义建设就不需要利润和效率？袁庚这句话如“冲破思想禁锢的**声春雷”，为利润正名，为效率呐喊，更是在价值观上的率先突破。对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根本的突破就是价值观的突破。也只有这样的价值观，才能承载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有人说，这句话是袁庚在蛇口为他敢闯敢试的精神写下的**条*生动、*形象的脚注；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这句口号作为深圳精神的逻辑起点，如今还是深圳*有影响力的观念之一，并成为影响当代中国人思维的*重要的理念之一。 然而，这一声石破天惊的呐喊在当时成了争论的焦点，只有在特定语境下你才能理解这句话在当时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袁庚甚至被冠上了“要钱要命的资本家”的恶名。对此，袁庚是有心理准备的，他坦言：“写这标语时，我就准备戴帽子了。”他甚至做好了*坏的准备，“大不了再回秦城去！” 袁庚经历过战火淬炼，也经历过炼狱的煎熬，这样一位从身心到灵魂都经历过反复淬炼的老人，对一己之命运早已有一种曾经沧海、世事洞明的洒脱，但他对蛇口的命运却充满了功败垂成的忧患。1984年早春，袁庚在蛇口客运码头迎接邓小平，又陪同邓公登上蛇口微波山俯瞰蛇口全景。而在深圳市区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竖立着一块比路标更醒目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看上去触目惊心。这是袁庚特别想让邓小平看见的，又是他特别担心让邓小平看见的。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他的心情也非常矛盾，非常复杂，但是他认准了，豁出去了。他试探着问邓公：“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道这提法对不对？” 邓小平很干脆，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这也是对一种价值观的高度肯定，而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工业区也得到了他老人家的高度赞赏：“这次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是相当快的，蛇口更快。”他给袁庚等敢闯敢试的特区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窗口，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特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收入可以高一点。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平均主义不行。”不能不说，蛇口的这些突破都是在高层默许下的突破，而袁庚作为一个冲在**线的改革家和实干家，在这两平方多公里的土地上，无疑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拓展了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 …………… ………………… 从山雨欲来风满楼，到东方风来满眼春，发展才是硬道理！ 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一如歌曲《春天的故事》中的描述：“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这一年，袁庚已七十五岁，以副部级待遇离休。一位老人，从花甲迈入古稀的这十三四年里活出了自己*想活的人生。在他交棒时，一个从零起步的蛇口工业区已发展成资产规模高达一百多亿元的大型投资控股型企业集团。而香港招商局的总资产已由他接手时的四千多万港元增至两百亿港元。到2000年，香港招商局资产管理总额达一千两百多亿港元，他亲手缔造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均已跻身世界500强企业。他*欣慰的是，在1987年到1992年任职期间，他力排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和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他*遗憾的，**个是自己“胆子太小”，没有把整个南头半岛接过来搞开发；第二个是1981年，以香港富豪李嘉诚和霍英东为首的十一位港商想要入股共同开发蛇口工业区，“袁先生，你那个地方能不能给点我们，把中央政府给你们的权力也给点我们，我们一起来搞！”却被他拒绝了。这两大遗憾，让蛇口错过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无论欣慰或遗憾，谁都不会忘怀这位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老人。从救亡图存到奋发图强，从为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到为了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他七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一直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同行。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他不断冲破思想禁锢，大胆创新实践，提出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开展了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新变革。这位创造历史又走进了历史的老人，不仅是“蛇口模式”和蛇口精神的缔造者，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践行者。在他生前身后先后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金紫荆勋章、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中国改革之星”的称号，获颁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制作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国“改革先锋”称号、“*美奋斗者”称号。更有人赞誉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人，而他一直谦卑地自称是“改革开放马前卒”。这是一个“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老人，一路裹挟在卖国、拜金、挑战国家体制的骂名之下，他以笑骂由之的坦荡胸怀，度过了传奇而富有争议的一生。无论是以前浴血奋战的革命生涯，还是现在的改革开放，他的初心始终不渝，用他的话说：“以前和现在都是为了老百姓能活得更好！” 袁庚晚年一直在蛇口定居，一直见证着蛇口的成长。2016年春天（1月31日凌晨），袁庚老人在蛇口病逝，享年九十九岁。他已与世长辞，但从未离开他开拓的这片热土。只要走进蛇口，你就会仿佛看见他还活生生地伫立在这里。是的，这是伫立在蛇口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上的一尊约三米高的铜像。一位老人九十九年的人生，*终被定格在这里。这尊铜像又恢复了他从前的模样，宽阔的额头，一副国字大脸，一双英气逼人的剑眉，那抿着的嘴角带着一种坚毅而又自信的微笑。他的姿态更加生动，一件西装仿佛刚刚脱下，随手搭在手臂上，他撸起衬衫袖子露出手臂，仿佛正在海风的吹拂下准备奔赴大海。这样一种神采飞扬的姿态让我看见了海风的形状。我突然觉得，这其实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精神姿态。 见过他的和没见过他的人，都说这尊铜像很像他，像神了。 袁庚本人其实也是一位雕塑家，如著名作家黄宗英所说：“袁庚是雕刻家，是米开朗琪罗，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地雕刻了一个崭新的蛇口工业区。” 袁庚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在深圳创业的企业家。 万科创始人王石说：“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地尊敬甚至是崇拜袁董？其实，袁董集中了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官员的一切优秀品质—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激情，有远见有谋略，正派，清廉，自信，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不跋扈，还特有幽默感。”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说，只要蛇口精神在，“深圳就会生生不息，企业精神就会绵延持久……让深圳涌现出更多的‘袁庚’，是对袁老*好的怀念”。 从1979年的春天到1992年的春天，既是袁庚一生*艰难也*辉煌的十几年，也是深圳改革开放的**阶段。作为中国**个经济特区，深圳一方面率先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攻克了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了利益固化的重重藩篱，破解了发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从早期外科手术式单点突破，到产权改革、所有制改革、人事体制和分配体制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系列组合拳，初步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建立起以十大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体系基本框架，基本上完成了**阶段的历史使命，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十多年的创业经验、财富和资源的不断积累，为未来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的很多企业基本上完成了原始积累，逐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步从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制造向自主创业、深圳制造转型。这是深圳的第二次转型。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从率先发展、加快发展、协调发展，到推动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接下来，深圳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续写更多的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