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笔记

2017年4月17日 周一 伦敦 晴 几声风笛飘来，提醒我，要告别爱丁堡了。据说风笛源于中东。不过我记忆中，她只属于苏格兰高地的旷野风啸。音色像中国唢呐，高亢如军乐出征，嘹亮得如同金属的光泽，哀婉时也可呼天抢地。风笛的气囊如肺，靠簧管振动发声。音乐的记忆，多半与**次听到它时的场景有关。二十多年前，去苏格兰佛特威廉的黄昏途中，远处风笛声，若有若无，掠过莽原。风笛就此与苏格兰绑定终身。人生，单行街上的旅行，一站站向前，月台上相逢与离别。跋涉久了，或对人世间漠然，或心生感恩。 离开爱丁堡前，突然有种莫名的冲动，想去老城的皇家英里大道（Royal Miles），看一眼站在那里的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没有特别的理由。两尊青铜雕像，立于老街两侧，相隔数十米。高等法院门口，是休谟，披着罗马袍，坐在高昂的基石上，骑士般潇洒，脚背裸露，已被旅客摸得发亮，手握巨书，低眉沉思中。亚当·斯密，他站着，左手挽在胸前，上身前倾，似乎在与人辩论。太阳逆光刺目，把斯密的面目打得模糊，只留下轮廓的光晕。这两位18世纪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巨子，早年就惺惺相惜。斯密终身未娶，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体弱多病，早早把后事托付给休谟，特别是身后受理他的遗著。未料1776年休谟先亡，斯密为他送葬。发表《国富论》后，这位伦理学教授令英国和欧洲知识界疯狂，用他“看不见的手”摘得经济学鼻祖的桂冠。他的“有限政府”学说，开始驯化利维坦。18世纪的苏格兰，有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双城记，是新思想的麦加，甚至比伦敦前卫，如哲学、法学和医学。格拉斯哥大学奠定了近代临床医学、解剖学的基石。苏格兰思想启蒙运动，一时天才成群出现。除了斯密、休谟，还有弗格森、里德。 前几天，应邀去爱丁堡大学讲演，题目是《社交媒体与中国日常生活》。近百位听众中，多半是爱丁堡当地的教授、政府官员、商人、学生，也有听众从斯特灵远道赶来。苏格兰与中国有些缘分。19世纪中叶，中国新闻之父、改良派思想家王韬为逃避清政府通缉，曾辗转到苏格兰避难多年。19世纪下半叶，辜鸿铭曾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就是爱丁堡人，据说溥仪的英语也带丁点苏格兰口音。 我问听众，谁使用中国的微信，居然哗哗举起一片手臂，目测至少有六成。为记录这一意外的发现，我只得请听众帮忙，再举一次手，让我拍照留存。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民间热衷东方的中国茶、丝绸、瓷器和皇家园林，现在轮到腾讯的微信。 前天，我由贝尔法斯特飞回爱丁堡。起飞时已入夜，青紫的云层，裹住万家灯火。这是我**次去北爱尔兰，大不列颠王国（United Kingdom）*敏感的一块疆土。走在福斯路（Falls Road）上，我有片刻的幻觉。这条长达1600米的街道，曾是BBC新闻中出现频率*高的路名之一。北爱尔兰血腥冲突中，它是天主教社区的精神圣地。他们决意脱离英国，追求共和，捍卫爱尔兰独立。一街之隔，是另一条举世闻名的街道——尚基尔路（Shankill Road），新教社区的堡垒，忠于女王和大英王国。1968年，北爱尔兰局势恶化，简称“The Trouble”。接踵之间，两条街道成为对抗、恐怖和血腥的代名词。 沿街，有块墓地。背靠的高墙上，一幅蒙面枪手的巨幅壁画，斑驳褪色。一位老头，精瘦骨感，正埋头清扫墓碑。墓园中的花草，因为背阴，凋零得快，闻得见残花的死气。我上前跟老人打招呼，他没正面搭理，只是浅浅抬抬头，手指戳了戳墓碑，愤愤地说：“他们死得太年轻。我守了一辈子墓，也老了。”他表情有些变形，眼窝深陷，满是悲愤和无奈。北爱尔兰停火了，重获和平，他却失去了战场以及生存的意义。他为爱尔兰独立而战，一生定格在这条街道上。我问他，去过隔壁的尚基尔路吗？他尴尬一笑，说去过几次，夜间偷偷进去的。90年代中叶，我刚到BBC工作，正是北爱冲突*恐怖的岁月。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爆炸、暗杀事件频频，同时殃及伦敦，时间久了司空见惯，以致麻木。死亡只是新闻中的数字游戏。 那年头，记者到贝尔法斯特采访，视为战地。代表爱尔兰共和军的新芬党，成了撒切尔政府的死敌。其党魁是灰白胡子的亚当斯（Gerry Adams），经常在BBC新闻中露脸，抨击英国政府。唐宁街10号极为恼怒，撒切尔把新芬党的媒体曝光称作“暴力的氧气”，但碍于言论自由，无法对新芬党禁言。*后英国*高法院作出一个黑色幽默的裁决：对亚当斯的所有采访，无论电视广播，必须由第三者配音，可见其人，不可闻其声。亚当斯养活了一批靠他为生的配音人。与形象相比，政治家们似乎对自己的声音更在乎，更敏感。撒切尔夫人上任后，专门请了声音教练，让她的高音变得柔和、亲民些。1998年，“星期五和平协议”签署，北爱终告停火，人们重新听到久违的亚当斯低沉的原声。 正如历史上的帝王宫殿、古堡和墓葬日后成为人类文明的奇观，当年北爱敌对社区的隔离带，现在已是游客必到的景点。停火已近20年，仍有1300起谋杀尚未结案。今人不知，20世纪初，贝尔法斯特已是繁华且有品位的欧洲都市，造船业鼎盛一时。1912年“泰坦尼克号”就在此下水。后来，宗教暴力与疯狂渐渐毁了这个城市，将其推向血腥。临行，我赶了个早，沿着拉甘河散步。贝城仍在睡眠中。太阳刚露脸，河面如镜，晃耀金色波光，漫射开来。岸边红砖墙下，有零星的晨跑者，享受失而复得的和平。 回到伦敦家中。回国后，房子一直空着。跟宠物一样，房子得养。主人不在，房子会失落，坏得也快。前年，我将多年的藏书从伦敦海运上海，近70箱。运抵复旦大学时，搬家公司告诉我，重量近3吨。书架不够，只能临时找库房安置。书是读书人的十字架，背上了就很难卸下。伦敦的书没完全搬空，留了些。走道、窗台、洗手间、楼梯角落，东一摞、西一摞，像撒狗粮。有书在，感觉安全些。随手抽出一本，翻几页，也是满足。 一早，去家边上的公园散步。晨雾已升起，停在齐腰的半空，不往上走。一见太阳，刹那间就散了。地平线远处，三三两两的遛狗人，慢慢变大。他们多半是被狗儿女拽出被窝的。共处久了，狗越来越像主人，除了性情，有时面相也越来越近。主人善，狗多半也善。主人心急，狗也暴躁。主人害羞，狗也不擅搭讪社交。对狗，英国人通常很友爱，有时比对自己的同类还仁厚。一位老太太推着婴儿车走近。婴儿车里，端坐着一条狗，耷拉着头。老太太解释说，狗儿已上岁数，患类风湿关节炎，已恶化，跑不动了，只能用婴儿车推它外出溜达。若它情绪好，愿意下车，就走几步，不乐意，就坐着兜风。这些年，我至少向数百个狗主人请教过狗的品种、身世、脾性，听过真实或明显涉嫌美化的狗故事。英国人热衷谈论的日常话题有天气，还有狗。对天气，他们是宿命论者，深知无力掌控，索性就停留在谈论的美学层面，至少没什么后果。对狗，英人有真实的生命体验。聊狗对英语颇有长进，妻子在中学、大学被迫学俄语。初到英国，英语茫然。一天散步，她问一温婉的老妇人，您的狗什么种？老太郑重介绍：“She is a bitch！”妻子觉得耳熟，心想怎么骂街了。再向老太求证。老太太重复：“She is a bitch！”（她是条母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