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政治与礼乐教化--礼记礼乐释义研究

　　《德性、政治与礼乐教化：礼乐释义研究》：　　《坊记》对人情的观察首先集中于面对富贵、贫贱等不同境遇时民众所表现的“人情之欲”，这恰是*贴近民众现实生活之日常形态的。如《礼运》所言：“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论语》也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承认这是普通民众的正常心理。因此，儒家并非不承认更非排斥人之自然心理欲求和倾向，而是指出此类欲求若不加规范和引导，则会对社会生活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故而肯定礼义之坊是节制人情，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方式。《坊记》特别指出，圣人制礼的原则在于中道，“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儒家对贫富差别的处理方式体现其一贯的中道立场。总体上看，儒家的经济思想，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属于“社会主义”式的，即主张国家对社会资源财富实行适度的管理、调控和再分配，以克服外在偶然因素导致的不公和可能引发的阶层对立与社会动荡。但儒家也不主张人为性地完全消除贫富之别，这一点正体现对自然秩序的承认。儒家一贯的态度是承认自然，而后予之以人文精神的提升与转化。当然，在自然秩序和自然状态问题上，可能引发争议。也许有人会提出，人类社会本就是群体组织形态，并无所谓自然状态。或者认为自然状态是低级的、不合理的——严格上讲是不理想的。的确，人类社会是在人的自觉塑造行动中不断演变着的，这一点也为儒家所特别重视。儒家极言“文”与“教”在人类生存中的根本意义，正是努力要以人文和教化理想重塑人类社会。但儒家也坚持此人文教化理想并非与人之性情及自然秩序相违逆、对抗的反自然形态，而是与自然相协调并有以调校自然状态之不足，同时展示人之创造与审美精神的人文生活形态。如果出于某种纯然人为的理想性原则改造社会，将社会强行纳入一种与自然相悖的轨道，势必会造成严重后果。①　　与贫富同列的是贵贱。在古代社会，贵贱之别较之贫富之殊更为严格，也是传统礼制所重点突出的内容。《坊记》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所谓“章疑别微”，主要是从明贵贱之别，防止僭越的意义上言，核心是君臣之分，*终落实于敬让之风的形成，即“民有所让”。贵贱之别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社会结构形式在近代之后逐渐被颠覆而消亡，平等取而代之成为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主题之一。因此，等级制度在现代政治观念语境中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处于后启蒙状态中的现代人很难理解古人对等级秩序的认同与重视。但一定程度上讲，差序格局恰是古典政教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不过，我们在考察古典思想时，需首先分别历史实存的等级制度与思想家理想的等级秩序，前者对等级的划分主要依据血统（财富在古代甚至都是很次级的因素），后者则主要基于人之智慧、才能与德行之层级。儒家对于历史上的血统贵族及其特权同样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由德能优异的贤人君子管理的国家社会才是更理想的，这一思路自有其理论的合理性，并且构成古代思想家解决政治问题的主体方案。对古人而言，基于“选贤与能”的等级划分才是*合乎正义法则的制度形式。事实上，即便在现代民主政治格局中，也同样保留了传统政治思想“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基本诉求。在实际的行政管理和制度运作中，某种意义上的等级秩序更不可避免。因此，平等诉求与等级秩序的观念冲突仍然在现代语境中以某种方式持续，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讲，这一问题远未终结。古人将等级秩序仪式化，使之成为礼制的主导要素之一，这是近代以来传统礼制秩序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从上述古代政治思想的等级秩序构想出发，将礼制对贵贱之等的分别视为其理想化等级秩序的一部分，则亦不必对其内涵抱持太多成见和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