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实践与中国社会转型

　　《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实践与中国社会转型》：　　（一）“陪送”的弹性与不确定性　　与婆家相比，Q镇居民对娘家的婚姻支付没有固定而具体的期望。遵循的原则具有相当大的伸缩度，娘家可以根据意愿与具体情况，“有多陪送多陪送，没有多陪送少陪送”。就传统而言，新婚家庭的经济与物质准备基本上来源于婆家，而娘家的作用微乎其微。双方家庭在婚姻支付上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差异，源于对结婚的不同理解。对于娘家而言，结婚就等于“把姑娘给别人家了”，是“帮别人过日子”。即便是“陪送得再多，也带到别人家去了”。女儿帮助婆家延续家庭，生育的子女也是婆家的，陪送的财产也是婆家的。一句话，“姑娘大了外向”。对于婆家而言，结婚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娶媳妇”本身就意味着媳妇的加入，家庭成员增多，劳动力增加，人口繁衍，家庭延续。即便是婚姻支付再多也都是儿子的财产，*后都是流向自己人而非外人。里外的分类方法始终把女方放在“外人”一边，女性没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结婚仪式中去，就出现了视具体情况而定的“陪送”。“陪送”一词的名称本身，就隐含了当地民间对嫁妆的解释，把女儿嫁出去是“送姑娘”，陪送就是与女儿一同送去的财物。既然是送给婆家的东西，多少也就随意了。这种地方逻辑一直支配着传统娘家的婚姻支付。　　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彩礼可以作为嫁妆返回到新郎家庭中，古迪（Goody）就此提出“间接嫁妆”（indirect dowry）的概念。这一概念得到阎云翔的赞同，他认为间接嫁妆用于描述中国社会中的婚姻交换十分贴切。但是，用间接嫁妆来解释20世纪40年代Q镇的婚姻支付实践有些困难。在那一时期女方除了在“包包”时可以带走少量的随身衣物外，基本上不带走任何家庭中的财物，情况稍好一些的家庭会陪送一套被褥。此时婆家没有负担新娘被褥的责任，如果娘家没有做被褥，女方只能接受婆家的准备。一般情况下，“养钱”用来给娘家“解决实际问题”，例如买一石粮食或者养老等，而不是为女儿置办嫁妆。确实如国外学者所说，可以把“养钱”视为姻亲家庭之间的礼物流动，但这种流动是单向的，即便是有一些双向行为，其程度也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用间接嫁妆来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陪送更加困难。困难之一在于，20世纪50年代“养钱”的形式在Q镇逐渐消失，双方家庭之间的现金交换基本上停滞。娘家陪送的来源不是婆家的彩礼，而是家庭内部的直接支出。困难之二在于，陪送的流动方向是夫妇单元而不是婆家。在一个1950年结婚的案例中，娘家陪送的物品为：一套被褥、一套棉衣服、几件衣裳、镜子、洗脸盆、雪花膏、木梳、胰子；1953年的一个婚礼中，娘家陪送了10万元①，并直接交给了女婿。与婆家相比，娘家的陪送有略微上升趋势，例如妆奁与现金的增加。此外，这一时期结婚的案例很少有向婆家索要“养钱”的情况，因此这里的陪送并不是间接嫁妆，它说明Q镇的“陪送”与间接嫁妆的解释相去甚远。　　20世纪60年代的陪送延续了50年代的基本框架，并且新增了家具、炊具与餐具，而且被褥似乎转化成为娘家**的种类。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期间，陪送没有受到影响，依然保留了下来，并且起到了重要作用。男女平等思想的渗透不仅取消了“养钱”，而且引起了娘家权力结构的变化。同时，它也说明了女方对家庭经济依赖的增强。由此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女方在婚姻中得到娘家的经济支撑，并且在婆家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受到压抑的男方婚姻支付重新抬头，现金和实物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陪送的增长则显得相对缓慢。　　（二）“陪送”与婆家婚姻支付的趋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陪送”的种类与金额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其中的两个案例中，娘家为男方买衣服与皮鞋。如果将其与前述男方婚姻支付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它是对婆家“买衣服钱”的一种借用和颠倒。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买衣服钱”只存在一种关系，关系的两端分别维系着婆家与女方；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买衣服钱”则包含着两种关系，除了前一种关系之外，又新增了第二种关系，它的两端维系着娘家与男方。这说明，“陪送”不仅仅是送给女儿的礼物，同时也是送给夫妇单元的礼物。通过对婚姻支付形式的借用，娘家对待女婿的态度与婆家对待儿媳的态度正朝着趋同的方向努力。更为确切地说，娘家正在试图提高在夫妇单元中的影响和地位。“陪送”中的构成，例如现金、家具、大件与婆家中的婚姻支付越来越相似。到20世纪80年代末，部分娘家也采用了现金支付的形式，这些都与婆家的同期行为极为相似。同工同酬的政策让男女获得了同等的工资收入，女儿对于家庭的贡献与儿子已经相差无几，有些女性的工资收入甚至高于男性。这些贡献包括为兄弟娶媳妇、为家庭添置大件等。女儿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受到重视，“陪送”的增长也可以理解为是娘家对女儿贡献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