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鸣沙系列丛书:陆游的乡村世界

八世为儒 陆游蛰居乡村数十年，尤其到晚年，困于体衰家贫，痛感家业不振，临终前还在“但悲不见九州同”，对恢复大业未成无限惆怅，心情难免压抑。这就使得他有时既羨慕村落耕夫生活的踏实平稳，但同时却又放不下业儒兴家的精英路线，坚持让子嗣读书应举，常常不免陷于矛盾心境之中。
陆游诗集中收录有许多抱怨读书应举不如农耕，甚至不如工商各业的作品，淳熙十年十月所作的《书生叹》比较典型：君不见城中小儿计不疏，卖浆卖饼活有余，夜归无事唤俦侣，醉倒往往眠街衢。又不见垄头男子手把鉏，丁字不识称农夫，筋力虽劳忧患少，春秋社饮常欢娱。可怜秀才*误计，一生衣食囊中书，声名才出众毁集，中道不复能他图，抱书饿死在空谷，人虽可罪汝亦愚。呜呼，人虽可罪汝亦愚，曼倩岂即贤侏儒！当时他正以祠官闲居三山，心情抑郁，因此才有此“可怜秀才*误计”之叹。在这以后，他更以闲居为主，特别是到了晚年，像这样的感叹也就越来越多了。如绍熙二年（1191）《示儿》，“愿儿力耕足衣食，读书万卷真何益”；庆元四年（1198）《杂感》，“劝君莫识一丁字，此事从来误几人”；嘉泰元年《七侄岁暮同诸孙来过偶得长句》，“四朝遇主终身困，八世为儒举族贫”；直到嘉定二年（1209）他八十五岁时所写的《春日杂兴》诗，仍称“一生衣食财取足，百世何妨常作农”。
与此同时，陆游又时时不忘督责儿子们的举业，正如在前文所引嘉泰元年夏天的那首《舍西晚眺示子聿》诗中，他勉励小儿子“嗟予久合堕鬼录，怜汝犹能读父书。西望牛头渺天际，永怀吾祖起家初”。子坦、子遹（子聿）不得不“废书出”，前去向佃农敛租，他大表慰劳。小儿子子遹读书“常至夜分”，他“每听之辄欣然忘百忧”。他还寄语孙子元用，“会看神授如椽笔，莫改家传折角巾”。《诗稿》卷三四《示元用》。有时他虽然抱怨自己生平不算成功，但对儿子们都能够恪守儒业，却又表示“小儿可付巾箱业，未用逢人叹不遭”。在这里，除了作为儒生放不下精英身份，不愿意让子嗣们“委其为乡人”，执着于业儒兴家的立场之外，重要的还在于陆游对于儒家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坚持。正如绍熙二年（1191）《五更读书示子》一诗所揭示的：“吾儿虽戆素业存，颇能伴翁饱菜根。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他指望着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儿孙们能够“出手苏元元”，解万民于倒悬之中。这显然是将自己一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了儿孙们的身上。
为了儿孙们的举业，陆游不得不投入相当的精力与财力。绍熙五年（1194）冬，他记述儿子入城求师，“小儿破帽出求师，老父寒炉夜画诗”。诗句没有说明是哪个儿子，估计是小儿子子遹。博学如陆游，儿孙们准备科考，也不得不别求他人指教，这或许有陆游自己年岁已高、精力不济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南宋时期应付科考的教馆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有不少应对考试的技艺，而且城市是传播关于科考动向消息的中心，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当时士人倾向城居的一大原因。与此同时，陆游在诗文中虽然也常常描写他与儿孙们一起读书的情形，却也得依靠延聘塾师来负责儿孙们的教育。嘉泰二年（1202）《春晓》诗“老病自怜犹嗜学，诵书家塾羡诸生”句下，自注曰：“新馆一客，诸孙晨兴入学，诵书颇盛。”陆游曾经记述，南宋山会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子弟入小学的风气，“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为的是“识字粗堪供赋役”，长大后方便与官府打交道。不过陆游家里的这个家塾并非只读村书的小学，而是为了培养孙辈们应试考科举的。有时，他还担心儿孙们夜间读书声音太响，会影响邻居们的休息，“妇女晨炊动井臼，儿童夜诵聒比邻”。可见晚年陆游虽然一再叹穷，仍专门为儿孙们聘有塾师，家庭教育无疑是乡宦之家重要的与必不可少的生活开支，他们家庭的经济开支要求与一般农民是不能用同一个水准去衡量的。
可惜的是，尽管如此的坚持与投入，根据地方志的记载，至少到其孙辈为止，陆游后裔在科考上都不怎么成功。这可以成为科举社会人们的垂直流动性（社会地位）比之前代明显增大的一个案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坚持以儒自守、“莫改家传折角巾”的士人阶层，在南宋的乡村世界里的存在与其社会特点。 出自第六章《乡居生活：垫巾风度人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