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

第四章（节选） 美国海军司令部位于华盛顿广场上一个巨大的石棉混凝土大厦里。这个三层楼高的建筑群被一道道污垢覆盖，通过一条走廊与结构类似的“军火大楼”相连。这些建筑在倒影池北侧沿宪法街延伸，总共长达1/3英里，排成九列往南伸向倒影池的边缘。海军司令部是十来栋“临时建筑”中的一栋，是在**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18年匆忙建造的，造价低廉。这些巨大的丑八怪被随意地堆在华盛顿广场上，介于国会山和林肯纪念堂之间。人们都知道，当紧急时期过去之后，它们就会被拆除。“一战”结束后，政治阻力和官僚阻力*小的选择是让它们保留下来。在这些建筑里办公的人对这个位置很满意，这里离白宫和国会山都很近，而国会也不愿意出钱去拆除这些建筑再盖新楼。 一名军官回忆说，战前的海军部是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地方，“标准尺寸的未装修办公室在沉闷的走廊上绵延不绝”。地上铺着褪色的油毡，头顶上的灯暗淡昏黄，没有窗户的木门上只标了用模子印出来的缩写或数字。12月7日之后，这里的生活节奏突然加快了：一名军官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几天后赶到了司令部，形容这里是“一座顶部被踢掉的蚁丘”。军官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灯光彻夜通明。许多人在战争爆发后的**周甚至没有离开过大楼。婴儿床被推进办公室里，食物也放在托盘上送进来。所有的军官都接到命令，从12月8日星期一开始要穿制服上班。在战前，许多在行政岗位上工作的军官经常穿便装，所以在*初的几天里，许多高级军官穿着上下不搭、过时或不合身的制服。一名年轻的上尉回忆说，他看到几名军官穿着制服扣不上扣子，因为自从上次穿过制服之后，他们的体重增加了。“海军少将约翰·温赖特（John Wainwright）是我非常喜欢的将军，他显然是找不到军用雨衣和大衣了。他戴着将军的制服帽，身上穿着一件非常花哨的苏格兰花呢大衣。” 头戴钢盔、枪装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要求每一个进出的人出示身份证明，就连身穿制服的高级军官也不例外。珍珠港事件发生了几天之后，BBC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穿过一扇侧门进入了海军部，没有警卫拦他。他拜访了预约要拜见的军官，但当他试图离开大楼时，“一个卫兵拿枪挡住了去路”。库克陷入了明显的军队官僚主义困境，约瑟夫·海勒后来将其描述为“第22条军规”。库克找附近一间办公室的将军求情，才获准出去。 大萧条时代的军官所受的教育是，做事要节俭，循规蹈矩，对待文书工作要严谨，对于管理海军资金、设备和物资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如果他们不能解释每一笔支出都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业生涯就会受到影响。但在12月8日，整个海军系统都有了一种新的集体意识，那就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改变。速度至关重要。“在袭击发生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就像捕鸟的猎犬一样忙碌，”一名射击训练教官说，“很难描述我们的效率提高了多少。”上层军官忙得焦头烂额，难以回复每一条指示，所以各级军官和士兵都得行使更大的权力。他们在没有接到确切通知的情况下便意识到，即使上层态度不明确，他们也没有时间犹豫。这种新的意识使他们做起事来干脆果断，文书工作以及合法授权问题可以等日后有时间了再处理。当海军少将兼码头管理局局长本·莫雷尔（Ben Moreell）被要求拨款建造一个新的防空炮训练中心时，他的回答非常符合新精神。“见鬼”，他说，“想要多少钱我都给你。我才不管该死的法律怎么规定的。” 飞到珍珠港亲自评估损失状况的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于12月14日周日晚上回到华盛顿。周一上午，他在海军部第二层“甲板”（楼层）的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纽约太阳报》的格伦·佩里写道：“出席发布会的人非常多，头一次有这么多人聚在他这里。他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检查证件花了很长时间。他等着，镇定地抽着烟斗。”弗兰克·诺克斯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老门徒，美西战争中曾在“莽骑兵”军团（**合众国义勇骑兵团）服役。1930年，他成为《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的出版商和共有者。虽然诺克斯个人是效忠于罗斯福的，但是他的报纸却强烈抨击罗斯福新政，而且他本身是1936年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1940年，诺克斯接管了海军部。与此同时，另一位杰出的共和党人亨利·史汀生出任战争部长一职。由于反对共和党在1940年竞选活动中的孤立主义施政纲领，他们两人接受了罗斯福的邀请，加入了内阁。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报纸编辑，诺克斯知道如何让记者言听计从，而且表现得游刃有余。诺克斯透露了许多出乎他们意料的消息，让他们惊讶不已，这也减弱了他们刨根问底的劲头。他承认，“亚利桑那号”和“犹他号”战列舰，以及三艘驱逐舰和一艘布雷艇都被炸毁；他还承认“俄克拉何马号”已经倾覆，但预计它能够被扶正并重新服役。他称其他军舰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即刻就能修好，有的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维修”。谈及伤亡人数，他用“惨重”来形容。记者们刨根问底时，他承认大约有3 000人死亡。诺克斯认为日本军队的袭击“计划十分周密而且实施起来游刃有余”，但是他坚称珍珠港海军的士气十分高涨（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还补充说，“我希望那群浑蛋还会再来”。他高度评价了海员们在这场突袭事件中的英勇壮举，致悼词颂赞了将生命奉献给崇高事业的烈士们。他的这番话时机很好，媒体根据他的发言争相报道，而且都采纳了他的主旨。 不过，令人不快的问题仍然存在：美国海军怎么对偷袭一点防备都没有呢？这是谁的错？接下来又会让谁来为这场灾难负责呢？国会中一直回荡着愤怒而不满的声音，有人要求把当地指挥官送上军事法庭，有人甚至要求海军部长诺克斯本人引咎辞职。在对夏威夷进行短暂访问时，诺克斯对金梅尔将军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已经不可避免地被选为了替罪羊。诺克斯对前来参加记者会的记者表示，他们即将启动一项“正式调查”，确认是否存在“玩忽职守”的情况。但他也明确表示“海陆军没有保持备战状态”，因此加深了大家先入为主的想法，即当地的指挥官应承担主要责任。金梅尔及当地陆军指挥官沃尔特·肖特被解除了职务，媒体对他们进行了有失公正的嘲弄。接下来的战争期间，他们被迫接受了诸多难以忍受的调查，而这些调查旨在将众矢之的从华盛顿的上级部门身上引开。 金梅尔的继任者是海军少将切斯特·尼米兹，他当时56岁，此前任航海局局长。这一决定是罗斯福做出的，而且在做此决定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星期二早上，他对诺克斯说：“通知尼米兹即刻出发去珍珠港，等打赢战争再回来！”很快，尼米兹将军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是尼米兹尽职尽责的司令秘书H. 阿瑟·拉马尔上尉。来电者要求让“切斯特”听电话。拉马尔上尉没有听出电话另一端那低沉、洪亮的声音是谁，而且觉得“备受冒犯，竟然有人对我们将军直呼其名”。他询问来电者叫什么名字。“我是总统，”回答简短而生硬，“让他接电话。” 尼米兹和总统进行了简短的通话，然后匆匆走出去，上车前往三个街区外的白宫。两小时后，他回来告诉拉马尔：“我要去太平洋了。” 人们描述切斯特·尼米兹时通常会用到“银发”这个词，因为他一头银发，与他那锐利的蓝眼睛和红润的肤色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印象深刻。他的眉毛同他的头发一样是银白的，两者赋予他一种庄严感，让他看起来如同一位年长的智者。他的眼睛极具表现力，能在脸上没有其他表情的情况下传达出温暖、怀疑、遗憾、欢乐或愤怒的情绪。参谋给他起了个绰号：“蓝眼睛男人”。他身体很强健，年轻时帅气十足，堪比电影明星——体格健壮，身形完美，下巴结实，棱角分明的脸上正气凛然。56岁的他依然相貌堂堂。通过长距离的散步和高强度的网球锻炼，他身体一直很健康。 这是尼米兹第二次获得指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机会。在1941年初，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觉得自己资历太浅，还不能跻身上将的行列。如果当时接受了任命，他会连升几级，越过职级表上高于他的五十多位将军。尼米兹说，接受这一任命会激起他们的不满，导致他难以顺利地执行这项工作。现在，美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没有人那么在意海军等级排序的细节，而且无论如何，这项任命已经以命令的形式传达了下来。 尼米兹像海军部的大多数同僚一样，一直在连轴转。在战争爆发后的三天三夜里，他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除了喝点儿妻子用保温瓶给他带来的汤以外什么都没有吃。度过第三天后，他过了午夜才回到家中，爬到床上睡了三四个小时，然后在黎明起床，继续回去工作。航海局虚有其名，它其实是海军的人事部门。随着战争爆发，尼米兹和手下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电话铃声几乎不间断地响着，每天的电报穿过尼米兹办公室套房的清漆木门，如潮水般涌入。丧生的军官必须有人顶替，失去作战能力的战舰上的军官必须重新安排，快速动员起来的舰队必须马上派出军官去管理。航海局还接到了一项残酷而必须执行的任务：统计出准确的伤亡人员的名单并通知遇难人员的家属。在战争早期的那些日子里，尼米兹有时要被绝望压垮了，因为上上下下都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他对航海局的一位上校说：“我们这次真是惨败。我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恢复元气。”后来他还向一个朋友吐露心声：“从12月7日日本投下炸弹那天起，一直到至少两个月以后，几乎每天情况都会变得更加混乱无序，也显得更加无望。” 尼米兹将军走回Q街2222号的家，发现妻子凯瑟琳受了风寒，病倒在床。他告诉了她这个消息。“你一直都想去指挥太平洋舰队，”她说，“你一直把这看作至高无上的荣耀。”“亲爱的，”他回应道，“太平洋舰队此刻在海底。这里没有人必须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她帮他收拾了两箱行李，里面装着白色和卡其色制服。他没有带蓝色制服，因为夏威夷是热带气候，一般不会穿到。 12月18日的报纸报道了金梅尔被解职与尼米兹上任的消息。报道中刊登了尼米兹身穿海军戎装的照片，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面颊瘦削的将军，嘴角平直，神情冷峻，眼睛深邃。就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尼米兹连升两级，从海军少将（二星）直接晋升为海军上将（四星）。《纽约时报》形容他是一个“满头银发、皮肤黝黑的得克萨斯人”，并详细介绍了其海军生涯，着重描述了他的英雄事迹——1912年时身为海军上尉的他曾救起一名溺水的海员。《纽约太阳报》的格伦·佩里在日记中写道：“华盛顿当局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公众信心必将高涨。”尼米兹在海军界外几乎无人知晓，似乎天生不事张扬的他，留给大众的印象是一个“严格要求属下日落而归”的人——作风严谨，毫不通融，且不苟言笑。这种印象大错特错，但是对于当前的局势而言，公众有这种印象倒没什么坏处。这个形象与其军衔与职务是相称的，尤其是在战时。实际上，尽管他严格遵守海军规章，只消一个眼神或低沉的嗓音便可震慑他人，但他与生俱来的领导风格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本人的温情。 …… 这名未来的舰队司令1885年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一个用石灰岩建造的小房子里。这座城市位于奥斯汀西部山区，是德国移民的聚居地。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主干道上的尼米兹旅馆的红瓦下长大，该旅馆为其祖父所建，由他父亲和叔叔经营（后者在尼米兹父亲过世后娶了他母亲，成了尼米兹的继父）。他的祖先是萨克森日耳曼人，属于有头衔的武士贵族阶级：冯·尼米兹家族的世系可以追溯到12世纪，他们曾获得过盾徽。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他曾祖父一辈时，家道中落。他的曾祖父被迫变卖家产，外出谋生，成为商船船长。1840年，他的曾祖父移民至美国。 在孩提时代，家里不允许切斯特抛弃德国的传统：在家里和镇子上，他既讲德语又讲英文。为纪念其曾祖父的航海生涯，尼米兹旅馆的外观像一艘汽船，而内部细节尽是航海主题。在切斯特6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到了克尔维尔，他们在那里开了另一家旅馆，名叫圣查尔斯，这是一个简陋的乡村旅馆，生意惨淡，一家人苦苦经营着。切斯特早已习惯于做苦力活。尚为孩童时，他便在黎明前起床做家务——清扫、拖地、除尘、砍柴、生火、倒垃圾。从12岁起，他为当地的屠夫跑腿送肉，每周赚一美元。在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他不穿鞋。在旅馆前台干活干到晚上十点钟是家常便饭。然后他会上床睡觉，黎明前起床开始下一天的工作。 尼米兹没有奢望过读大学，他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但是1900年夏天，他15岁的时候，两名美国陆军中尉下榻在尼米兹家的旅店。他们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西点军校对符合入学条件者免除学费。他写信给当地国会议员，得知该地区当年的西点名额已满，但仍剩有一个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名额。该名额将在第二年春天举行的竞争激烈的考试中决出。他是在中学提前一年申请的，因此还没有学完所有相关课程。尼米兹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在破晓前的黑暗里静心读书。镇子上的人都很喜欢他，管他叫“棉花头”，因此，当他宣布要参加这次考试时，许多邻里都乐意为他提供帮助。当地一位教师帮他补习代数、几何、历史、地理和语法，他的中学校长也为他补习数学。1901年春天，尼米兹以该地区考生中的*高成绩顺利过关，获得了成为1905届海军学院学员的机会。 从一开始，事实就表明尼米兹选对了职业。日常训练虽然艰苦又紧张，但与他在得克萨斯的生活比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海军学院学员起得再早，也没尼米兹在家里起得早。他们住在一个不避风雨的小破屋里，但尼米兹从未有过奢华的生活，也从未期望过别的什么。虽然他很穷，但在学院里这对他没什么影响——他在同学中很受欢迎，展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学习上从没有什么能难住他。数学是唯一一门让他觉得有些吃力的科目，但即便如此，他的成绩仍然名列前茅。他戴上了三道杠，并且被任命为第8连连长，这是一份很高的荣誉。毕业时，全班114人中，尼米兹名列第7。 “他似乎是一个笑对过往，对未来满怀信心的人。……他做事像德国人一样沉着稳重，能够探知事情的真相。”这是1905年《海军学院年鉴》的编辑们对20岁的切斯特·尼米兹的评价。这段引自华兹华斯的《远游》（Excursion）的诗句十分贴切，道出了尼米兹的安静、谦逊和友善的品质。他面色和蔼，举止大方，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满足。他拥有那种罕见的灵魂，既高度自信，又质朴谦逊。 在早期的海军生涯中，尼米兹在许多部门干过——在海上和岸上都待过，上过炮艇、潜艇、驱逐舰、巡洋舰和战列舰，做过征兵、人事管理以及制订作战计划等工作。年轻时，他在位于东亚的美国亚洲舰队服役。1905年，他被安排在“俄亥俄号”战列舰上服役，随船前往东京湾。在那里，他遇到了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从1909年起，尼米兹在海军新建的潜艇部队服役。1912年，尼米兹因挽救了二等司炉W.J. 沃尔什的生命而被授予银质救生勋章。当时，这名司炉被一股巨浪冲下E-1潜艇的甲板，并被卷走。26岁的尼米兹上尉纵身跳入大海，朝着那个不会游泳的司炉游去。他帮沃尔什一直漂在海面上，直到救生船赶到。同年年底，尼米兹被授权指挥大西洋潜艇部队，当时他仍然是上尉军衔。1912年，他在海军军官团的行业刊物《海军学院学报》（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潜艇战术的文章，成了公认的潜艇战术专家。他还成了海军柴油内燃机潜艇的一流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