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鲁迅研究2020

　　——《“青年必读书”事件与鲁迅青年观的重塑》　　◆ 李依楠　　何谓青年观？从广义上看，青年观即人的世界观在青年问题上的投射。因此，若要讨论鲁迅青年观这一话题，势必要涉足鲁迅的整体思想和文本系统。具体而言，鲁迅青年观所触及的不仅仅是鲁迅对于青年的态度问题，还涉及鲁迅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以及文化立场的判断，因而具有深广而复杂的内涵。　　若沿着历史的脉络，从整体上把握鲁迅的青年观，不难发现其间有矛盾起伏的痕迹。的确，对于青年及青年问题，鲁迅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从（zui）初的爱护、信任、寄希望于青年，到后期以谨慎和怀疑的态度与青年相处，鲁迅的青年观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与个别“反叛”案例的影响下不断发生着变化。1925年所发生的历史与文化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的思想、情感及内心世界，直接关涉到鲁迅之后的生命流程与青年观的重塑。　　将时间拨回1925年，此时的鲁迅正值创作热情高涨期，写下了大量杂文及小说，矛盾、失望、激愤的情绪在这些作品中已有所显露。此外，1925年发生的一起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青年必读书”事件，也深刻影响了鲁迅青年观的重塑。　　1925年1月4日，由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刊出启示，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编辑部在“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后，共收到78份答卷。胡适、梁启超、周作人、李小峰、徐志摩等人先后向编辑部发去回执，以“青年必读书十部”与“附注”两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建议与思考。78位学者中，江绍原、鲁迅与俞平伯三人提交了“白卷”——没有给出明确的书目，但在附注里表达了对这一征求活动的态度。“青年必读书”的征求活动甫一发起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随之产生的是学界持续不断的争论。　　对于“青年必读书”事件，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评估其价值： 其一是1925年《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征集活动及收到的答卷，其二是78份答卷所引发的文化论争与思想交锋，其中尤以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言论（zui）为引起争议。若仅仅停留在第1个层面，难以抵达问题背后（zui）本质的精神属地。“青年必读书”事件的文学史意义，实际上远超乎征集活动本身，每一份答卷都折射出一种文化选择和青年观。因此，若只是从文化对立的立场去评判中外书籍的价值，无异于抹杀“青年必读书”事件更深层的思想价值，更无益于挖掘鲁迅言论背后的思想内核。下文中，笔者将先对鲁迅1925年以前的青年观发展脉络进行简要勾勒，继而围绕鲁迅“青年必读书”中附注的内容，分析鲁迅对“青年”概念的界定以及“行”的观念的产生背景和现实意义，由此讨论鲁迅青年观的重塑问题。　　一、 鲁迅青年观的形成与发展　　如果以鲁迅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脉络为线索考察鲁迅青年观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鲁迅思想中“合力”的作用。“立人”与“进化论”等思想的交织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首在立人”的观念，由此确立“立人”这一贯穿其生活和创作的思想主线。结合“立人”延伸出的一系列问题，如青年观、女性观、儿童观等，会发现“人”的概念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向度，而“青年”在“人”的舞台上所扮演的正是一个具有中间过渡性的角色——走在由幼稚蒙昧向成熟独立的路上。从词义上看，“青年”指的是介于“幼年”与“老年”之间的更具活力的生命阶段，具体的年龄界限则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更不断发生着变化，对于“青年”的定义因而存在时代、地理与个体差异。在鲁迅看来，“青年”这一概念在延续其社会内涵的同时，也具备某种超越时空的本体性意义。　　在1919年写作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对中国的“旧见解”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在新文化视角上提出“本位应在幼者”“置重应在将来”的观念。“幼者本位”的伦理观的诞生，可追溯至鲁迅学生时期所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三闲集》序言中，鲁迅坦言：“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如果说“幼者本位”是阐释如何在伦理体系内“立人”，那么青年观就是以青年为范例来阐释“立人”的方式和意义。可以说，从“立人”思想中延伸出来的青年观，是鲁迅支持青年解放的思想武器，而所谓青年解放，也正是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维度。　　实际上，鲁迅在1920年之前关于青年观的直接论述并不多，青年及青年问题在五四退潮后才逐渐成为鲁迅关注的焦点。结合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背景来看，军阀混战割据与思想解放运动为青年问题的讨论提供了社会与文化语境。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如是概括自己青年时期的求索——“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说谓“走”“逃”与“寻求”，皆是进化论影响下人的行动的自觉转变。然而，“异路”和“异地”又暗示了觉醒的青年的苦闷与彷徨。回到鲁迅的作品中，不难发现青年常常扮演着小说中的主人公，“醒着的”“睡着的”“昏着的”等千姿百态的青年，构成鲁迅小说的青年群像。1925年，鲁迅写下《孤独者》和《伤逝》，无论是以自戕的方式反抗绝望的魏连殳，还是被时代浪潮冲毁个人解放道路的涓生和子君，都有鲁迅自我投射的影子，也包含了鲁迅对“五四”启蒙价值与青年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如果将孤独者和先觉者理解为鲁迅笔下“醒着的”青年形象，那么余下的“睡着的”“昏着的”即可对应没有被启蒙唤醒的青年，从“立人”角度上看，这些便是鲁迅欲“立”之人。除《伤逝》与《孤独者》外，鲁迅在1925年还创作了大量杂文和散文诗。后被收录于《野草》的散文诗《希望》正是鲁迅“惊异于青年之消沉”所作。何为“青年”，何为“消沉”？在写下《希望》的一个多月后，鲁迅向《京报》副刊回复了“青年必读书”答卷，对于“青年”该如何定义和如何引导的问题，鲁迅的态度立场在答卷的附注中可见一斑。　　二、 何为“青年”，何谓“行”——从鲁迅《青年必读书》说开去　　鲁迅对于青年及青年问题的关注不止停留在书面文字上，也通过实际行动表现了出来。无论是创办文学刊物还是组织文学团体，鲁迅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影响青年的思想和行动。在读书一事上，鲁迅是有理想主义情结的。1927年，因不满于广州的革命形势与文艺氛围，鲁迅在广州创办北新书屋，希望以此为改善青年阅读环境尽一些力。毕竟，在鲁迅看来，“青年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由他们所读的书籍塑造”。然而，对于给青年开列必读书目一事，鲁迅的态度却是复杂的。　　先从这份答卷格式与内容上的独特性说起。首先，在“青年必读书十部”一栏中，鲁迅删去了“十部”，意图明显，即不认同将“必读书”概念具体化，巧妙地避开了“必读书”的话语圈套。其次，鲁迅不仅没有列出具体书目，还添加了一句“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也说不出”，一语明确了自己不关注所谓“青年必读书”的立场，表现出不屑与谨慎交加的复杂态度。不过，鲁迅的“白卷”并非毫无价值，“附注”中简短的言论却成为了流传至今的名言，其背后的原因不难解释——在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时，鲁迅并非要对中外文学进行优劣区分，而是着眼于当下青年（zui）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资源，涉及文学如何影响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的问题——鲁迅旨在倡导青年挣脱“言”的束缚，勇于“行”，言论的核心并非在“书”，而是在“人”，这便使鲁迅的这一“附注”成为了当时舆论界乃至此后多年间有关鲁迅思想的争论焦点之一。　　学界对于鲁迅答卷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 一是鲁迅如何界定“青年”，二是鲁迅如何阐释“行”与“言”。厘清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鲁迅的青年观。　　结合鲁迅有关“青年”的论述来看，鲁迅青年观所关切的对象与孙伏园所谓的“青年”内涵有别。对于“青年必读书”中的“青年”概念该如何界定的问题，汪震等人曾向孙伏园致信询问。孙伏园的答复是：“我的青年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中学一年级和大学末年级的年龄以内或相近的人。”可见，“青年必读书”征求活动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学生，而鲁迅在答卷中所对话的对象却不单是学生群体。这就涉及鲁迅《青年必读书》的潜在读者问题。　　对于附注中“若干读者”的指涉范围，学界存在不小的争议。张永泉认为鲁迅的“青年”论是针对某种特定的青年的，并引鲁迅在《聊答“……”》一文中的言论支撑自己的观点，即“青年”指的是“有利于社会改造的青年”。同样是从鲁迅文本出发，曹振华却反驳了青年是有利于社会改造的青年这一观点，以“《呐喊?自序》中的启蒙对象为例，判定‘《青年必读书》的对象也不该只是青年改革者，而应为一般青年’”。在笔者看来，张、曹二人的观点虽都有可取之处，但对于“青年必读书”事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鲁迅青年观的转变都有所忽视。诚然，鲁迅的启蒙对象绝不只是有改革倾向的青年群体，也包括了愚昧的、不愿前进的普通大众，但在1925年的时代背景下，鲁迅首先关注的依然是有希望成为其同路人的进步青年。只有先唤醒生命力（zui）旺盛、前进空间（zui）大的青年群体，才有希望带动全体国民的觉醒。因此，笔者以为，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一栏与“附注”一栏所对话的“青年”并非同一类青年，前者与孙伏园“青年必读书”征求活动中的“青年”内涵相同，而鲁迅在当时（zui）关注的依然是“附注”中的“青年”，即“若干读者”。张永泉曾引鲁迅《聊答“……”》中的话来表现其对“或一种改革者”的热切关注：　　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内，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　　在这段阐释性的文字中，鲁迅坦言“青年有各式各样”，因而不愿将个人目标和喜好强加于一切青年，其“略说自己的经验”的对话对象，亦是与其同路的“或一种改革者”。从各式各样的青年到“或一种改革者”，鲁迅的启蒙对象并没有发生变化，选择与后者对话的用意是鼓励那些心系改革的青年真正行动起来，投身于现实斗争中，而不是被社会上动机不纯者所倡导的阅读风气牵着走。至于“或一种改革者”范围之外的青年，鲁迅抗拒与之对话的出发点是不愿让他们不假思索地一头扎进书斋里，真正要做的是反压迫和反体制化，不为所谓的权威或传统所束缚，而应根据实际情况走出自己的路。可见，鲁迅的“白卷”并不苍白，“略说自己的经验”饱含对青年的坦诚、负责与周全的思虑。　　说罢《青年必读书》中的“青年”问题，再回到与其关系紧密的“必读书”问题上。　　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青年必读书》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误读的历史（zui）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青年必读书”事件。柯柏森在《偏见的经验》中将鲁迅“自己的经验”命名为“偏见的经验”。熊以谦在《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中的批判语气更甚：“奇怪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如此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了！……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国书明白指示出来，公诸大家评论，看到底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呢？］熊以谦的质疑被鲁迅引为“牢骚”，并得到了鲁迅的回应。鲁迅认为，熊以谦将“现在的青年（zui）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一句误读为“只要行，不要读书”，没能理解原意并非引导青年不读书，只顾“糊闹”“横闯”，更不是文化立场上的崇洋抑中。鲁迅在“附注”中体现出的重“行”轻“言”观念，是在中国传统言行观的基础上进行的超越——“行”与“言”不再只是社会层面上的个人选择，而上升到个体的人生态度与介入和改造社会现实的方式上。　　当时的舆论对于鲁迅《青年必读书》的批判多以鲁迅“贬低”中国古书的价值，“捧高”外国书的价值为靶，在之后引发的讨论中，鲁迅“全盘反传统”说、中国书“吃人”说等观点在学界形成争鸣。总之，“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的核心一直没离开鲁迅批判中国书的是与非”。在笔者看来，鲁迅言论的核心价值随着历史线索的逐渐清晰而越发明朗——鲁迅是基于“为人生”的文学立场，借由读书一事关切青年的发展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拨开“必读书”的迷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冷峻的现实人生。　　《青年必读书》在厘清两类“青年”概念时，将落脚点置于“行”的问题上。从“铁屋子”里的人到“颓唐”和“厌世”的“活人”，青年作为“人”之载体承担起被启蒙的历史命运。鲁迅对青年阅读方面的建议在包含了对青年发展的期许的同时，也与其政治文化态度与“立人”观念紧密相关。在鲁迅看来，中国书中“僵尸的乐观”易使人沉沦，而青年要警惕沦为社会体制中的“被征服者”，就必须将“行”放在高于“言”的位置。“读什么书不再是简单的、个人化的兴趣与选择，而是引导社会风气和青年思想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并非要紧之事，在当时的环境下，（zui）要紧的是令青年产生“行”的觉悟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