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人奏折书系:年羹尧

从年羹尧的奏折可以看出，此时的四川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清政府的赋税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究其原因，颇有可能在于地方官员的瞒报。这对清政府来说，无疑非常被动。因此，年羹尧奏折中要求根据地方官吏招募百姓、开垦荒田、缴纳赋税的成绩作为政绩考量。这是从政府角度思考问题，符合清政府的利益诉求，但却是一种“藏富于国”的非理性思维。所谓藏富于国，即国家本位的观念体现。国家自产生之日起，为维持其运转，必然需要掌握一定财富，但国家及其机构不能自行产生财富。因此，国家必须通过国家机器来强制筹集资金。虽然在征收之时常常挂以“国家”的名义，但实质不过是统治阶层为了满足自私欲望而挂起的遮羞布而已。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这些财富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从而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天然的合理”。国家强制收取财富必然会打破这种天然的合理。毫无疑问，以征收粮食数量作为政绩考量标准，属于以“非自然入本位”为指导的政绩观。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官员们定然会想方设法从百姓手中尽量地多“剥削”财富，以提升自己的政绩，获取升迂机会，其结果则必然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景象。因为在专制政治制度下，所谓的国只不过是一姓君王而已。以其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将自己当成独立的利益主体，站在普通百姓的对立面，征集的财富不再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而是成为奢侈腐化的“温床”。因此“以四海为筐箧，藏富于民”方是正道，只是又有哪个曾经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