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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译丛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国外研究译丛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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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300176376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其他
  • 页数:388
  • 出版时间:2013-08-01
  • 条形码:9787300176376 ; 978-7-300-17637-6

本书特色

★如果说毛泽东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泽东*后或许可以被判认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莫里斯·迈斯纳

内容简介

本书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中心题材,讨论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关系。作者应用了大量靠前外文献档案和当事人自述资料,澄清了若干史实疑难问题,同时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论模式,从“革命理想”到“政治现实”,即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步政治化的过程,来解释政治策略和权力结构的演变。这一转变与地位的确立同步发生,正是此种转变提供了主观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结合,使共产党人获得了很终的胜利。

目录

作者鸣谢
**章 引言
第二章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第三章 第四次围剿与长征
第四章 第五次围剿与长征
第五章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六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第七章 落脚陕北
第八章 红军大会师
第九章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第十章 结束语:从革命到政治的长征
附录一 长征大事记
附录二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萧军
参考文献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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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一方面可以说党中央是被迫转移到苏区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作为领导者出现在苏区和红军面前的。在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眼里将权力移交给党中央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因为它们都是在党中央的旗帜下创建并巩固发展起来的。当然,冲突和摩擦也是在所难免的。一般过程是这样的:新来的党中央领导人一开始就可以获得总领导的职称;他们随后则用革命思想标准来评判和清除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前领导人,并借此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政治和组织方面的缺点与错误总是可以轻易找到的。在长期农村工作实践中,苏维埃和军队领导人都容易犯错误,如滥用军政权力,占有私人财产,搞宗派活动,搞男女关系。有些错误,例如在战场上用皮鞭和棍棒抽打士兵的“军阀主义”,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然而在实践上又是必要的。总而言之,在党中央领导人的革命思想和红军军官及苏区干部所面临的政治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4月份张国焘、沈泽民和陈昌浩离开上海去了鄂豫皖苏区,同时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到了江西中央苏区,夏曦和徐锡根去了湘鄂西苏区;5月王明由莫斯科返回上海;向忠发于6月被捕;7月份进行改组;11月周恩来去江西苏区。留在上海的党中央由学生和工人出身的新干部组成,并没有很高的资历和威望。人们称之为临时党中央,倒也是名副其实。  作为当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部队的领导人,有两种从上海党中央来的人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一种是专业技术人员,如发报员、枪械师和医生;另一种是训练有素的战术指挥官,如叶剑英和刘伯承。他所不需要而且从未要求的是政治领导人。他需要有实践经验的雇员而不是思想上的统帅。虽然从实用角度来看,毛泽东并不需要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人,但他们的到来也对党内关系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对毛泽东而言可以说是利弊参半。  尽管毛泽东的军队越强大,他就越不受地方约束,但是几年来不论毛泽东的军队走到哪里,它都应服从当地党组织的管辖。从1929年到1930年底,军队同赣西南特委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因此产生了所谓“富田事变”。1930年8月,项英被任命为中央长江局的书记并兼任武汉行动委员会书记,尔后周以粟作为长江局的代表被派到红一方面军。周以粟是毛泽东军队中的**位常任中央特派员,并很快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有了党中央的特派员,毛泽东似乎可以不受所在地区党组乃至该省党组织的管辖了。  1931年1月,四中全会在米夫的建议下,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周恩来被任命为书记,但周恩来因公务缠身而不能马上离开上海。项英被任命为代理书记,并于1931年12月离开长江局到达江西苏区。毛泽东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成员受项英的领导。毛泽东的权威首次受到威胁。项英是政治局委员并且同毛泽东一样有老党员资格。只是由于李立三的路线遭到批判,项英因此而受间接牵连,再加上**次反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项英初来乍到,只能勉强承认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可以从当时苏区中央局有关“富田事变”的决议上看出来。  项英是工人出身的共产党领导人并在工会运动中赢得了一定声望。在江西苏区他是代理书记,但不可能仅凭头衔来维持自己的实际领导地位。他只能在后方做行政管理工作,而前方的毛泽东和红军却像从前一样自由自在。1931年4月,党中央代表团到江西瑞金参加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会后,任弼时、顾作霖和王稼祥三位代表留了下来,并进入了苏区中央局。由于他们三人对于军事似乎既无经验也不感兴趣,所以也只是待在瑞金而已。他们是中央来的钦差,总是要批评人的。而所批评的首先不是远在前方的毛泽东和红军,而是近在后方的项英和苏维埃的工作。于是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因“投降路线”和“右倾主义倾向”而受到严厉批评,以及有关“富田事件”的决议因为没有将该事件明确地定义为“反革命暴动”而受到严厉批评。  ……

作者简介

  杨炳章,中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研究专家。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硕士生,1981年赴哈佛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任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1997年回国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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