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战

2月11日，星期一 只差六个月零二十八天我就满足退休的条件了。在过去至少五年里，我每天都在计算剩余的工作时间。我真的那么需要闲暇吗？要我说并非如此，我需要的不是闲暇，而是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工作的权利。举个例子？园艺，或许。作为星期天积极的休息，对久坐生活的抵御，还有对未来无可避免的关节炎的秘密防御，园艺都很不错。但是，我恐怕无法忍受每天都做这些。吉他，或许。我想我会喜欢。但是，四十九岁才开始学识谱，想必有些凄凉。写作？也许我写得并不差，至少人们通常很喜欢读我的信。但这又如何？我想象一份写有“这位年近半百的新晋作家引人注目之处”的作者简介，仅是这单纯的可能性就让我觉得反胃。我自认——今天仍旧如此——天真且不成熟（也就是说，只有青春的缺点，美德则几乎一种都不沾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展示这种天真和不成熟的权利。我有一个单身的表姐，她每做一道甜点就拿给所有人看，脸上带着伤感而孩子气的微笑。从她取悦摩托车手男友——他后来在我们众多“死亡弯道”中的一处送了命——的时代开始，那个微笑就一直挂在她唇边。她衣着得体，完全符合自己五十三岁的年纪，不管是这一点还是其他方面，她都是个谨慎而平衡的人；可那个微笑，与此相反，需要有明艳的嘴唇、亮丽的肌肤和有致的二十岁女孩的腿相伴。那是一个可悲的姿态，仅此而已，一个从来不至于显得荒谬的姿态，因为在那张脸上，除此之外还有善良。多少词语啊，只是为了说，我不想显得可悲。 2月15日，星期五 为了保证在办公室的工作效率，我得强迫自己不去想闲暇已相对接近这件事。不然，我的手指会痉挛，会把写*基本的大标题时该用的圆体字写得东倒西歪、优雅尽失。圆体字是我作为职员的*佳声誉之一。而且我得承认，描画某些字母令我感到愉悦，比如大写的M和小写的b，写这些字母时我允许自己有所创新。我的工作*不令我厌恶的，是机械、常规的部分：重新记一笔已经记过一千遍的账，做完一张收支平衡表并看到一切井然有序、没有差错可寻。这类工作不会使我感到厌倦，因为它允许我同时想其他的事情，甚至（为什么不对自己说出来呢）还可以做梦。就像我被分成了两个实体，截然不同、相互矛盾又彼此独立：一个对他的工作烂熟于心，*大限度地掌握它的变体和细微之处，永远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另一个异想天开、躁动不安，令人沮丧地充满激情；一个悲伤的人，却曾经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快乐的意愿；一个心不在焉的人，既不在乎钢笔在哪里划过也不在乎蓝墨水写下了什么——八个月之后，墨迹终将变成黑色。 在我的工作中，难以忍受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新的问题：有人出其不意地要求看那份藏在档案、条文和劳务酬金后面的幽灵般的通讯目录，一个急需一份报告或财务分析或资源预估的紧急情况。所以是的，由于这已经超出了例行公事，我的两个部分必须为同一目标工作，我便不能随心所欲地想事情，疲惫感便会像一块有气孔的膏药一般，占据我的背部和后颈。为什么我要在乎倒数第二个财年下半年活塞螺栓类的预期利润？为什么我要在乎降低总支出*实用的方式？ 今天是快乐的一天：只有例行公事。 2月18日，星期一 我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像我。首先，他们都比我精力充沛，看起来总是更果断，不习惯犹豫。埃斯特班是*孤僻的，至今我也不明白他的不满情绪究竟指向谁，但他看上去的确愤世嫉俗。我认为他尊敬我，但谁知道呢。我*偏爱的也许是哈伊梅，尽管我们几乎无法相互理解。我觉得他敏感，我觉得他聪明，但我并不觉得他有*基本的诚实。很显然我与他之间有一道屏障。有时候我认为他恨我，有时候又觉得他钦佩我。布兰卡至少与我有些相似之处：她也是个有着快乐意愿的悲伤之人。除此之外，在个人生活中她过于善妒，我也没办法让她改变主意，来与我分享她*棘手的问题。她待在家里的时间*长，也许多少会觉得自己是我们的混乱、我们的三餐、我们脏衣服的奴隶。她和两个兄弟的关系，有时就在歇斯底里的边缘，但她懂得掌控局面，除此之外，也懂得掌控他们。也许在内心深处他们彼此非常相爱，但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也随之带有由习惯赋予的互相激怒的成分。不，他们不像我。连外表都不像。埃斯特班和布兰卡有伊莎贝尔的眼睛。哈伊梅继承了她的额头和她的嘴。如果伊莎贝尔今天能见到他们——不安、活跃、成熟，会怎么想？我还有个更好的问题：如果今天能见到伊莎贝尔，我会怎么想？死亡是一种令人厌倦的经历，对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对其他人来说。作为一个带着三个孩子并熬了过来的鳏夫，我应该为此感到骄傲。但我感受到的并不是骄傲，而是疲惫。骄傲是为二三十岁的人准备的。带着我的孩子们熬过来是一种义务，为了让社会不来跟我对质，不向我投来专为残忍父母准备的无情目光，这是唯一的生路。从未有过其他的解决方案，于是我熬了过来。但一切总是带着过多的强制意味，让我无法感到快乐。 2月19日，星期二 下午四点钟，我忽然感到一阵无法承受的空虚。我不得不把羊驼毛外套挂起来，通知人事部我得去一趟共和银行，处理那笔汇款。一派谎言。我受不了的是我写字台对面的那堵墙，被那本将戈雅①作为二月份主题的巨大日历吸走的可怕的墙。戈雅在这家老掉牙的汽车零配件进口公司里干什么？如果我一直像个白痴一样盯着日历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没准我会大喊大叫，或者开始打一连串常见的由过敏引起的喷嚏，抑或仅仅是沉浸在分类账簿洁净的纸页间。因为我已经明白，我的“前爆发”状态并非总是通往爆发。有时它会以一种清醒的耻辱感、一次对当下情况及其多样而恼人的压力别无他法的接受而宣告结束。然而，我喜欢说服自己：我不应该允许自己爆发，而是应当从根本上抑制住它，不然将会受到失去内心平衡的惩罚。于是我会离开办公室，就像今天这样离开，激烈地寻找户外，寻找地平线，还有天知道多少别的东西。好吧，有时候我看不到地平线，而是满足于在一家咖啡厅的窗边坐下，记录下窗外经过的几双漂亮的腿。 我敢肯定，上班时间的城市是另一座城市。我了解上班族的蒙得维的亚，那些八点半进办公室十二点离开、两点半再回来然后七点正式下班的人，那些焦虑的汗津津的面孔，匆忙而跌跌撞撞的步伐，在这方面我们是老相识了。然而也存在着另一座城市：下午很晚才清清爽爽出门的名媛的城市，她们刚洗过澡，喷了香水，面露鄙夷，乐观而风趣；中午才睡醒的妈妈宝贝儿子的城市，下午六点他们洁白的进口特里科林府绸衣领仍旧一尘不染；坐公共汽车到海关、到站后不下来反而原车返回的老人的城市，他们将节制的娱乐缩减为用自我安慰的目光望向乡愁中的老城区；从不会在夜间出门的年轻母亲的城市，她们面带负罪感，走进电影院看下午三点半散场的电影；诋毁女雇主的保姆的城市，在她们聊天的当儿，苍蝇叮咬孩子；退休者和其他讨厌鬼的城市，一言以蔽之，都是些相信给广场上的鸽子喂点面包屑就可以上天堂的人。对我来说他们是陌生人，至少目前是这样。在生活中他们过于舒适地安顿了下来，而与此同时，我连面对一本将戈雅作为二月份主题的日历都会神经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