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基于两资一体的分析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基于“两资一体”的分析框架》：　　商业资本在中国很早就已出现，商朝时期就存在商业资本活动。两汉商业资本发达，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当时社会上有盐铁商、运输商、囤积商、高利贷商和专卖经济商。国内商业发达，国外贸易随之展开。张骞出使西域，中西交通线路业已打开，敦煌成为控制东、西交通孔道的门户；胡商前来中国，商业活动络绎于途。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还提出了千行百户投资获取平均利润的思想。他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①，整个社会各行业每年本金一万可生息二千，利润率均为百分之二十。“子货金钱千贯”的放款业，亦是如此。就连佗杂业如“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②。就是说农工商之外的行业，其利润率如达不到十分之二或百分之二十，就会无人投资。明、清两代商业资本数量可观。明代万历年间，新安鱼盐大贾有至百万者，二三十万则为中贾。山西或盐或丝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至于清代，《清稗类钞》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巨。”在此背景下，整个社会对商业及商人的态度发生彻底转变。明嘉靖年间上海人陆楫认为，有赖于商人买卖的社会奢侈行为，有助于财富再分配及穷人就业。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提出了“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市场观、“流金粟，通贫弱之有无”的商品流通观、“有分土而无分民”的贸易观以及避免“金死于藏，粟腐于庾”的消费观；黄宗羲极力主张“工商皆本”；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甚至流露出“前往南京做绒货客人”的夙愿。嘉靖以来随着产业飞速发展，包括行会在内的商人组织次第出现。入行当学徒是成为一个成功商人的可靠途径。这些理念主张及组织行为都诠释和标注着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发展的新高度。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资本观是建立在民本观和农本观基础之上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财为上，财以均为要。“人之所以为人，资财以生”。离开物质财富，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在国家经济管理上，统治者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听民自便”，“听民自为”，让“富人大贾分而有之”。然而，私人求财逐利的结果，必然导致并加剧贫富分化。而“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就应该“司空主地以养民”，薄赋敛、抑兼并，损有余而补不足，从而形成“私有制分工一阶级分化一国家再分配一财富占有相对均平”的经济逻辑。古人对国与民、公与私、富与均、利与义等经济关系的论述，既适用于农业，也适用于工商业；既适用于商品货币关系，也适用于后来出现的资本关系。中国古代应对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及小资本私有制所带来的分化及财力不足、物价不稳等问题采取的策略，一是政府要有所作为。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干预经济？这是一个一直长期争论的问题。比如，文景之治后，有了一定国力，汉武帝要聚敛财政打匈奴。桑弘羊提出盐铁官办、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统一铸币，限制私人经营盐铁酒类商品及贩运投机，认为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能“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兼并掠夺。文学贤良们则对此反对，这就是《盐铁论》的争论内容。桑弘羊所提出的这些重要经济政策，不仅成功扭转了政府财政危机，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巨大开支需求，还出现了财政盈余状况，同时又未增加老百姓农作物缴税负担，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双方争论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干预经济和国家放任经济的观点冲突和较量。两种不同的制度选择、立场考量和政策取向对后世影响深远。二是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身做出努力。比如，倡导“富而好礼”，培养“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君子人格；践行“存天理、灭人欲”的经济原则，在“义”的指导下节制不合理的欲望；反对以牺牲本国环境和败坏道德身心为代价追求非分欲望，“破心中贼”，等等。这也是司马迁谈到的“善者因之”和“利导之”的经济政策失效后，就需要“整齐之”和“教诲之”的手段和办法，对私人经济活动进行外在干预和内在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