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文集僧诗与诗僧(精)

支遁——袈裟下的名士（节选） 支遁是在中国文坛上开拓儒、释交流传统的**位著名僧人。这种交流对以后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深远。当然，支遁开创这一传统也是因应了形势：佛教在中国传播必然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必然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交流，而支遁凭借个人的才能与努力在促进这种结合和交流的过程中起了开拓者的作用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到东晋的三百余年间，对于中国高层次的思想文化影响尚微。这当然与佛教初传时基本是外来侨民的宗教，又被汉地统治者等同于神仙方术，汉人出家又长时期受到限制等客观条件有关系。而就佛教发展形势说，还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有能力进入主流文化的人物；中国的知识界同样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足以认识佛教的文化价值的开阔眼光和知识结构，也就不可能形成把佛教融入本土文化的能力和魄力。到两晋之际，佛教传播渐广；佛典翻译渐多；晋室渡江以后，王公士族敬僧礼佛成为风气；中土人士出家构成僧团主体，其中包括具有极高传统文化教养的权贵、士族出身的人，从而使得在本土传统文化土壤上吸纳佛教和佛教文化成为形势所需与可能。在这种潮流中，教内、外出现一批儒、释兼通的文化人，名士、名僧密切交流。历史上首开风气的名士有郗超、孙绰等人，僧人中则以支遁*为杰出。《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支遁事迹竟达五十余条之多，可见他在当时士林中的活跃情形及其影响。
支遁在文化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宗教家，他是著名的佛教大乘般若学者,开创中国般若学的“即色”一派；同时他又精研老、庄，是有创见的玄学家；他在文学上取得相当杰出的成就，这在下面将着重说明；他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这多方面的才能与成就构成了进一步从事文化活动的资本。就佛教界的活动说，他树立了一种新的僧人形象与风范：他不再像中国早期佛教外来僧侣那样集中力量于译经、布道、造寺，而是在社会上层文化圈子里如鱼得水般活动，受到教内、外人士的欢迎和企羡，以自己的实践拓展了吸收外来佛教、发展中国佛教的新途径。他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